近日，某地一位即將退休的資深女教師，在開學之際在教室內異常死亡，令網民不勝感慨。

據網絡傳播的說法，是實行了末位淘汰考核制，而她接手了“差生班”，即將面臨淘汰，由此壓力很大，致使走上了絕路。

但是根據地方教育局在18日發布的情況通報，該局第一時間成立相應工作組，協助家屬做好善后工作，同時對網民關注的有關情況進行調查。經深入核查，網絡上有關“教師考核末位淘汰”“當眾斥責教師”“在黑板留文字”等信息不屬實。

一、通報呼吁“避免傳播不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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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呼吁說，現該教師已入土為安，我們呼吁廣大網民充分尊重逝者、尊重家屬，避免傳播不實信息。

人的自殺絕不僅僅是個別因素促成的，尤其是一個生命經歷已經如此豐富的女教師，或許是多種復雜因素導致了精神的崩潰。問題是，如果我們在此之際不再談論此人此事，一切是否就此太平？是否就可以避免類似事件的發生？如果以“尊重逝者”的名義來保持沉默，人們也會很快忘卻，但是，會不會也因此豁免了相關方面的責任和社會責任？人們又如何吸取沉重教訓，并不再重蹈覆轍？因此，面對嚴肅事件，輿論以尊重之名保持沉默，放棄嚴肅思考，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尊重。

此外，即便是為了尊重逝者和家屬，但是如果沉默，又該如何解釋如下的疑點：

一是為何逝者選擇在教室終結生命？這是不是懷有怨念？

一位老教師，如果是無緣無故將自殺地點選于自己奮斗過的地點，不擔心會留下罵名嗎？

二是如何理解傳言集中于“考核末位淘汰”制度？這背后難道沒有反映出一定的民意？難道相關制度真的沒有任何關系？

三是既然通報說針對網民關注的情況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沒有公布，反倒簡單地希望大家避免傳播不實信息，這種做法，反倒會引發“不實信息”的更大傳播。

二、教育遭遇“偷梁換柱”，被分解為各種生產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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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上面的問題僅供大家思考。本文的寫作并非是為了追究背后的責任，而是為了就此進行一些教育的反思。

無論什么原因，放棄生命總歸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人們常常說，一年之計在于春，可是作為從教了數十年的老教師，卻在退休前夕，在開學和新春之際選擇了自殺，那肯定是有什么讓她感到了絕望，熬不到春暖花開。

我的看法是，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各種考核或者其它的壓力，但是校園的價值危機，或許早已經掏空了她的精神，精神支柱岌岌可危，在一場外在危機到來的時候，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生命終于被徹底擊垮。

看看今天網絡上無數中小學老師的抱怨，在校園各種形式主義考核壓力下無奈忙碌的身影，以及此前一些輕易放棄工作乃至生命的老師引發的討論，就知道這種說法并非憑空想象。

人們在日常更多討論的是中小學孩子們面臨的高壓生活，卻忽視了教師群體的精神領域的危機，以及校園里面的價值危機。

這種價值危機，不是今天才出現的，而是在教育被“偷梁換柱”之后，才開始發生的。到今天，教育本身已經幾乎被掏空，學校卻成了社會生活中巨無霸一樣的超級存在。學校和校長獲得了巨大的權力，教育本身卻淪為空洞的口號。

具體而言，在以前，教育是圍繞著孩子們的，追求“德智體美勞”的全面發展，即便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是起碼是教育是“以人為本”，是圍繞著人展開的。

但是在過去多年里，完整的教育被分解為無數的指標，可以統稱為校園指標，比如安全指標、硬件指標、軟件指標、社會活動指標、食堂指標等等，當然也有各種學習指標、升學指標等。“以孩子為中心”的真正教育指標，只是無數指標中的一部分。

教育因此遭遇了“偷梁換柱”和“偷換概念”。今天人們談論的教育，指的是學校的發展和各種指標的實現，和傳統所說的教育、以學生為本的教育，已經不再是一回事。

形式主義的表現之一，就是善于將一個內涵豐富的概念，分解為多個可以操作、可以“短平快”實現的指標，最后再將這些指標組裝起來，組織者就聲稱已經將概念變為了寶貴的現實，已經實現了多年來的夢想。正如“現代化教育”這個概念，通過將其轉化為“教育的現代化”，再分拆為大樓的現代化、黑板的現代化、大門的現代化、桌椅板凳的升級、各種牌子掛滿榮譽墻等，以抓生產的方式抓教育，通過一個個項目的推進，然后在某一天，就可以宣布實現了“現代化教育”。其實這些指標并非是教育的內涵，更多是教育的外延。但是外延已經徹底反噬了內涵，并反客為主，驅逐了教育的內涵，教育因此變得空心了。這就類似于生孩子，有人將人的器官指標化，然后組裝成了一個玩具。

多年來，教育就這樣被分解、被指標化了。將各種指標組裝起來，然后聲稱這就是教育。教育已經從此前“以人為本”的內容，慢慢成為包羅萬象的、形式主義指標充斥的大雜燴。這種大雜燴式的教育，推動了校園從門口到教室、從地下室到樓頂、從肉眼觀察到電子鏡頭裝滿每個角落的軟硬件大升級。在這個過程中，校園成長為一個巨無霸，一個號稱教育的利益綜合體。但是老師和學生們卻在越來越高大的建筑里，顯得越來越渺小；教育本身也在這個綜合體里面，越來越像個口號。

在這個過程中，校長變得更為強大了。在校內擁有生殺予奪的獎懲大權，在校外擁有了和社會各方博弈談判的資本，乃至尋租的權力。學校也成為了所在區域的強大的城市資本，地方領導干部在招商引資、吸引人才等方面，也將之作為籌碼來進行交換和談判。總之，學校的社會功能早已超越教育本身。

教育、老師和學生，本來是校園的主人，卻越來越淪為弱勢的配角。

校園變成巨無霸，校長權力越來越集中，直接導致了教育的空心化，和校園的價值危機。

因為校園作為巨無霸實體，需要一個CEO來運營，由此校長成了校園的CEO。運營實體，那就需要以企業化的手段來進行生產生活，但是校園又不生產物質財富，那就只能伸手向上要資金。

為了要到更多資金，就需要呈現上面需要的政績和形象，為此校園就開始以發展教育的名義，將教育和發展等同起來。但是發展在任何一個地方，都是一個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因此，要發展，就需要完成各種指標。就這樣，指標就開始進入了校園，有關部門和校長就以發展和教育的名義，要求師生配合，完成各種報送和檢查。師生就開始淪為各種形式主義報表和形式主義活動的奴役了。

這就造成我們今天看到的現實是，無數中小學老師在教學工作之外，絕大多數的時間和精力，是要完成各種指標。

三、校園的價值危機和老師的“空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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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成人內心有價值感和獲得感，就足以抵抗一些外來的壓力，防止了身心的崩潰。一旦價值感降低或者失去，他們就失去了精神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當越來越多的中小學教師從教育工作者，慢慢轉變為被動接受各種考核的機器，困在漫無邊際的表格的牢籠里，他們就不再是教育工作者，而成為校園里的教育護工。

教育工作者是靈魂的工程師，是點亮孩子精神和靈魂的高尚的工作者，但是教育護工，僅僅是從事苦力活，以及時時確保校園的安靜、整潔和安全，教育反倒不再是主要工作。

更多的時候，教育護工為了維護秩序，確保安全，需要犧牲教育工作。比如，當下無數的中小學取消了課間操，要求學生在校園里不要亂跑，防止跌倒摔傷惹來麻煩，這和教育初衷幾乎是背道而馳。校園里也安裝了無數的攝像頭，確保出事后進行無罪和免責辯護，等等。至于教育，在這個巨大的綜合體里面，反倒只是占據一方天地。

學生們在其中需要滿足各種考核指標，老師們更是如此。他們被稱為老師，背負著道德和育人的壓力，但是實際做的卻是各種瑣碎而無意義的事情。和教育相關的教學，幾十年如一日，教案早已爛熟于心，要做的不過就是督促刷題，以及用高尚理想來感召、激發孩子們的自覺性，其實就是不斷雞娃、打雞血。但是這個過程是不斷透支能量，總有枯竭的時候，因為要振奮別人，自己就需要有強大的精神力量和底蘊底氣。但以衰弱的精神，要給別人“發功”，要振奮別人精神，這實際是掏空自己、耗光自己的電池能量。而且這個過程中，如果自己感到理想的空洞、虛偽和不真實，那其實是一種反戧，會傷害自己精神。

如果如此付出還能獲得榮譽、好評，和學生的感恩，也還有獲得感。但是看看今天的孩子，有多少人對學校和老師有感恩之心的？他們對于這個壓迫的場所，早已厭倦，也將是一直留下灰色記憶的地方。在逆反以及需要快樂成長的年齡，遭遇到了嚴厲的壓制和管理，學生們也不再將老師視為教育工作者，而認為是學校的管理層。

來自校外的評價系統也在發生變化。社會大眾和學生家長對于老師的眼光，也從以前對于老師的尊敬，變成了和一種職業的普通從業者打交道感覺。教育已經走下神壇，老師的光環也難免褪色。學生在校的時候，老師在群里發一句話，家長們在下面紛紛跟評或者恭維。畢業后，這個群也就沉寂了、荒廢了，如同死火山。當老師們從教多年，面對多個廢墟般的班級群，里面再無一人現身，會作何感想？家長如此功利，背后是城市的中產階層將老師當做一種杠桿和工具而已，更深入地看，是教育已經淪為平庸的職業。

我想起多年之前，當時大學畢業不久，路過老家中學，看到一個令人尊敬也令人敬畏的老師，正在人來人往的路口，跟人毫無忌憚地打牌，毫無師道尊嚴可談。那一刻，我突然感到內心有一個東西坍塌了。老師既然已經放棄了師道尊嚴，那他的自我價值感能高到哪里去？地方的學校和教育，又談何尊嚴？

城市化和工業化迅猛發展，在中國已經沖刷走了很多傳統的東西，多少曾經高尚的東西，在社會變遷面前褪去了顏色，淪為平淡無奇之物。曾經珍貴的東西，比如教育改變命運的理想、尊師重教的情懷，也不再發光。如同一塊美玉，突然就被視為一塊普通的石頭。多年前很多地方的老師就已如此褪去了光環，今天的社會心理，對此或許更加看淡，老師崗位，不再是一個神圣的職業，而只是無數行業中的一個而已。

學校領導，已經成為無數官員中的一員。很多學校接連出現丑聞，因為傳統的道德要求和涉及下一代的成長，這使得學校領導的丑聞，尤其被認為不可諒解。校領導的崗位，不再是個教育家的崗位，而是個官員的崗位，一個帶有一定行政級別的崗位。他們走上這個崗位，并非出于德高望重或者教育情懷，而常常是政治追求的結果，需要完整走完普通干部選拔提拔的全部過程。

這使得很多學校領導面對真正的教育問題，常常一無所知。我曾經在參加城市負責人召集的社會建設的座談會時，涉及到了社會心態建設的問題，一所知名中學的校領導從頭到尾不談大家關注的教育問題、學生心理健康問題，而只是大談特談學校的大門安全建設問題、硬件的建設問題，引得與會者為之側目。

由此就出現這樣的現象，當老師們已經困于價值感的降低，又遭遇了大權在握、追求發展的校領導的各種施壓和考核。領導并不著眼于教育，而著眼于各種指標，為此一直揮舞各種考核大棒，實行諸如末位淘汰等制度，而完全無視教育的規律。這種內在價值的危機，再加上外在各種考核的壓力，極有可能將少數人逼上崩潰之路。

校園已經形成這樣的考核鏈條：老師考核學生，校長考核老師，地方領導考核校長。但是各種考核和教育到底有多少關系、有多少好處，誰也不知道。

但是現實的結果是，校園出現了空前的價值危機。這種價值危機在一些人那里，會表現為生命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