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燕志華 博士

進入九月中下旬，國內發生兩起影響較大的極端事件，一個是深圳街頭10歲兒童遇襲事件，二是湖南一位廳級干部突傳墜樓事件。 

兩件事情都是突發的極端傷亡事件，讓人震驚，但是震驚之后，人們的心理反應和心理訴求是不同的。

第一個事件激起了主流社會的極大憤怒，極端分子的惡劣行為，不光嚴重傷害了受害者及其家人，也重創國家形象和國際關系，人們不光希望嚴懲兇手，更為當下出現的極端行為憂心忡忡，并希望拿出良策加以遏制； 

對于第二個案件，人們在震驚于事件的殘忍和離奇情節之外，都強烈希望獲得進一步的詳細信息，希望地方盡快破獲案件，通報真相，滿足公眾知情權。

簡而言之，第一件事更會勾連起較為激烈的社會心理和社會情緒，乃至影響和推動國際關系向不可預測方面發展，具有潛在的巨大風險； 第二件事雖然情節更為離奇，但是從其風險來說反倒較小，只要地方迅速行動起來，破獲案件，通報細節，輿情反倒可能迅速實現軟著陸。

但就目前可見的應對方法和進展情況看，湖南方面輿情應對的最佳窗口期正在迅速收窄，而潛在的風險反倒在增大。 輿情應對最終效果如何，取決于接下來的地方行動。

一、深圳街頭事件背后的社會心理分析

深圳的街頭襲擊案，發生在9月18日。這是個特殊而敏感的時間。即便認定這個事件是個孤立的極端事件，但是不能低估此事對于網絡和社會的潛在影響。 

我們每年都在這個日子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進行“前事不忘后事之師”的警示教育。在這個過程中往往出現一些侵略者殘害中國人的極端殘忍的歷史場景和歷史圖片，會強烈地刺激中國百姓的民族情緒。這使得一些部門在面對此次襲擊事件的時候，處于一個進退兩難的境地。一方面是需要嚴厲譴責事件本身，另一方面，是面對事件涉及到的強烈的民間情感和潛在的民族情緒，小心翼翼地避免將兩者關聯對立起來。這使得對于極端行為的譴責，力度稍顯不足。 

我在前文提到過一個觀點，那就是中國在過去數十年里的傳統宣傳過程中，由于美日對于中國的外在影響幾乎從未停止，再疊加日本作為中國近鄰，其政府對于歷史的不正確態度頻頻激怒中國百姓，導致了這樣一個現象，那就是愛國主義并非獨立而單純地存在，而是和對于美日的復雜憤怒情緒關聯在一起的。兩種情感構成了中國百姓愛國情感的一體兩面，一面是強烈的愛國激情，另一面是不時爆發的憤怒情緒，兩者密不可分，構成了今天我們看到的社會心理總體情況，也因此可能導致了一種傳統宣傳的“雙刃劍”效應。

這種“雙刃劍”效應體現在，愛國伴生憤怒的復雜群體情感，一方面在國家建設和應對外部挑戰的過程中，有利于凝聚民心，同仇敵愾；另一方面，又在今天需要持續深入推進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這種對于美日及其資本力量的抵觸情緒，正日益成為一種阻礙性的因素。這導致決策部門頗費躊躇，舉棋不定，并表現為一些政策和口徑的表達困境。 

這在近一兩年出現的“戰馬行動”、“鐵頭”在靖國神社撒尿表演、毛星火起訴莫言行動中，從其受到為數不少的網絡支持中，可以看出后果暴露無遺。 

這種民族主義情緒，又在無數追求愛國流量的自媒體的挑撥和拱火節奏帶領下，慢慢發展為極端民族主義和反智主義。 

極端情緒和反智主義還受到了社交軟件技術的反向加持。從全球近年來出現的一個網絡現象看，每個社會的“井底之蛙”群體，愈來愈堅信自己看到的井口就是天空，就是全部的世界，他們還因為圈層和算法的緣故，結成了網絡聯盟和反智共同體，并在網絡上發出越來越大的聲音，影響力與日俱增。 

在今天中國社會里，在貧富懸殊嚴重、民意輿情和重大決策需要平衡、內宣和外宣界限模糊、國際關系和國內關系同頻共振、對于美日等國家既要斗爭又要維持多方交流的形勢下，決策者陷入回旋余地逼仄的艱難處境。 

這種兩難困境，在疫情三年之后又增加了新的挑戰性因素。那就是由于經濟和就業的不景氣，不可避免出現了生活陷入絕境的少數人，他們可能倍受生意破產、情感受挫、人生失敗等多方面因素折磨，萌生報復社會的危險念頭。 正常情況下，這種類似“獨狼”的極端分子每個國家和社會都有，法律作為底線守護壁壘，對他們嚴陣以待。

但是當下中國社會的特殊性在于，由于網絡存在一股嚴重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少數極端分子會為自己的報復行為尋找高尚理由，更希望避免成為十惡不赦的道德壞人，殃及家族后代，由此他們鋌而走險，專門針對他們心目中的國際敵人下手，為自己的報復社會的卑劣行徑披上愛國外衣。這成為“愛國主義是卑鄙者最后的庇護所”這句話的最佳注腳。他們這種行為不光是嚴重的報復社會行為，更令國家社會和愛國情懷蒙羞。 

三個地方的極端襲擊事件，或許每個事件都是偶發的孤立案件，但是它們構成了時空的連續性，在新聞效應、邏輯鏈條、大眾想象，以及社會心態上的沖擊是真實的，是實實在在的。人們難免不會做出自己的真相判斷。相應的，那些在角落里的極端思想，也會感受到刺激。

中國并不害怕來自外部的嚴峻壓力，甚至能夠化壓力為動力，但是國內的社會撕裂和輿論分化，卻正在構成更為嚴重的挑戰。

二、湖南的墜樓案需要回應公眾實質性訴求

在案發之后，湖南地方已經就此案進行了兩次通報。應對是迅速的，做法是積極的，但是依然存在較大的改進空間。

在第二次通報中，細節具有說服力，各種證據都指向了這是一起偶發的入室搶劫殺人案。文字也有較強的指向性，指出犯罪嫌疑人意圖通過入室搶劫來解決自己的經濟問題，由此間接否定了可能涉及政治和干部身份的陰謀論想象，并通過床單等細節說明，嫌疑人意圖縋繩逃跑的時候意外墜樓，從而解釋了三人墜樓身亡的離奇現場，也間接否定了嫌疑人前來報復并同歸于盡的推測想象。

僅從字面意思理解，通報是成功的。但是通報可能并未達到說服公眾的最大目標。因為通報僅僅回答了關于現場細節的淺表的信息需求，卻忽視了公眾深層的、更具實質性的信息需求，那就是：這兩個嫌疑人到底是誰？關于他們的身份信息已經傳開，人們有理由知曉，他們如何走到了這一步？

通報最后一句話說，經調查，未發現劉某杰及其家人與兩名犯罪嫌疑人在案發前有交集。這句話預計很難打消公眾猜疑，并希望獲得更多信息。否則，由于重大信息需求并未獲得滿足，極有可能導致謠言和傳言，乃至各種陰謀論和政治傳言的大面積傳播。

令人欣慰的是，通報最后說“案件正在進一步偵辦中”。我們建議地方需要繼續向公眾通報細節和真相，強化信息供給，否則會給各方帶來壓力，包括公眾不滿的輿論壓力、有關方面信息管理的壓力，以及公信力受損壓力等。

三、關于事件傳播和輿論引導幾個建議

正如文章開頭提出，深圳街頭襲擊案具有較大風險，湖南墜樓案反倒風險較小，但前提是需要正確科學的權威通報。我們需要就此重視事件傳播和輿論引導工作的力度，以及工作的技巧。

首先是建議接下來要把遏制極端思維和極端信息傳播視作當下的重大挑戰來看待，視作重大發展風險來看待。

即便在當今世界，很多國家出現了極端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爆發，中國難以在一個全球一體化的世界里獨善其身，很多也提到國人在一些國家也遭受了嚴重的極端民族主義的傷害，但是這些不應該成為我們忽視國內潛伏的極端主義的理由。原因很簡單，中國依然需要發展、需要爬坡，而發展對于中國社會的重要性，依然是無與倫比的，其重要性是怎么強調都不為過的。即便在強調發展與安全的今天，發展的目標依然需要錨定不放松。而極端主義會成為發展與安全的嚴重威脅。不發展或者慢發展，反倒會導致更多的嚴重輿情和極端主義，陷入惡性循環。

再就是建議改進工作方法，慢慢消除內宣和外宣之間的“價值差”和話語差別。在今天地球村時代，技術的發展和信息的流動，消弭了國境線、行政藩籬等內外之間的差別，人為地設置國境內外的不同宣傳內容和不同話語策略，意義已經不大，甚至可能導致意外后果。中國已經走到世界舞臺中央，聚光燈打在每一片大地上，透明化、公開化、無障礙溝通交流對話，是大勢所趨，“信息差”“價值差”現象可能帶來形象的陰影。

同時，也不能不說，一些傳統的宣傳手法并未與時俱進，負面效果慢慢出現滾雪球效應，甚至不乏上文提到的“雙刃劍”效應，對于那些很少接觸外面世界、認知層次較低的人群，客觀上形成了一種信息繭房效應。這種繭房在今天的社交圈層和算法推送時代，會強化他們的群體認同，降低群體認知層次，導致他們對于其他階層、外來人群的抵觸和反感，甚至視為宗教意義上的異端，導致繭房成為極端思想的溫床。高漲的愛國激情和傳統宣傳教育中的憤怒情緒，在他們中間可能種下仇恨的種子，并在今天經濟和就業不景氣的形勢下，任何一點外界不良因素的刺激，就可能演變為一種極端的行動傾向。

最后就是督促和利用那些面向面廣量大網民的自媒體，尤其是運營愛國流量的自媒體，加大批駁極端主義的宣傳力度。

絕大多數的自媒體發展是較好的，他們也在新媒體浪潮中，真正完成了人的解放，釋放了勤奮和智慧的能量，獲得了豐厚的回報。但是不能不說，少數自媒體大V專門瞄準愛國流量、民族情緒進行情緒和內容的挖掘，成為情緒化、非理性信息傳播的發射站和大本營。他們在挑撥和激化民粹主義和極端民族情緒方面功不可沒，那么在今天請他們在遏制極端主義思潮方面做出一點貢獻，也是責無旁貸，義不容辭。

這是因為今天的信息傳播出現了顯著的分層傳播，不同定位的自媒體對應不同層面的人群。上述提到的這些自媒體大V，相當程度上說，他們對應著容易傳播非理性和情緒化信息，更容易傳播各種“陰謀論”的群體。這些人群中間，又可能孕育和傳播極端思想。請他們加大力度在這方面做好輿論和傳播工作，更有針對性，也更具有精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