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這段時間，國內有兩起影響較大的自殺事件，引起了很大的關注。一是發生在重慶的“胖貓”跳江事件，二是某金公司的員工鄭某的自殺事件。

1、兩起自殺事件，不同的網絡待遇

雖然兩起事件都在網絡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但是細細研究一下會發現事件的遭遇不一樣。前者受到官方高度重視，地方公安部門親自下場為其澄清事實；第二個則遭遇了“網暴”般的待遇，網民進行了熱烈的討論，紛紛將其自殺原因歸結為降薪打擊，完全沒有考慮到自殺的真正原因。

從兩起事件的不同遭遇，我們能夠更深理解今天的網絡輿情和背后的社會治理的邏輯。

“胖貓”自殺事件發生后，其姐姐在網絡上發動網民聲討其女友，正當女友要被牢牢釘死在“撈女”恥辱柱上的時候，媒體報道的熱度受到約束，地方公安部門親自站出來調查并發布通報，證實兩位年輕人是正常交往，不存在詐騙等。最后，姐姐道歉，事情趨于平息。

而某金公司的鄭某自殺事件，則并未受到任何傳播限制。公司對員工去世事件的回應含糊其辭，但是網民在缺乏明確證據的情況下，幾乎眾口一詞地認為，是突然降臨的降薪和豪宅價格“雪崩”擊垮了這位員工，從而認為她是一個時代的犧牲品的，等等。

2、一個符合公眾想象的“完美自殺”故事

為什么說，這兩起事件典型地反映了網絡輿情的規律和網絡群體心理？

先說說某金公司的員工自殺事件。根據網傳消息稱，該公司證券部的這位員工，在7月初因降薪后無法負擔房貸，跳樓自殺。問題在于，一個人的自殺常常是多種綜合因素的結果，在沒有確切證據的情況下，很難說自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而從一些親友提供的信息可以了解到，該員工還涉及到家庭情感糾葛、產后抑郁等多種因素，因此是多個壓力因素綜合導致的悲劇。

但是，“白富美遭遇降薪，又疊加豪宅降價”最能擊中網民內心的敏感點，終于在傳播中發展成為網民接受的單一自殺因素。該事件幾乎集中了當下網絡輿情的幾大敏感因素：大機構、金融女、高薪、高房價、降薪等，吸引了無數網民的參與，并最終發展成為一場網民想象力的狂歡事件，至于自殺真相如何，并沒有多少人關心。最耐人尋味的是，最后也沒有人和機構出來明確說明自殺的真相到底如何。

我在此前的文章中提到，任何人無論以前出身多么低微，只要進入了名校、獲得了鍍金文憑，就實現了鯉魚跳龍門，男的就是高富帥、女的就是白富美了，他們在網民心目中就已經成為“上等人”，不再是網民心目中“本階級”的人了。鄭某就是如此，名校畢業、白富美、“金融女”，身上已經帶有輿情敏感因素。

但是她所在的某金公司，更是帶有“超級符號”性質。本來該機構在普通網民那里的存在感并不強，僅僅是業內才知道的大機構。但是2022年7月，該公司突然闖入了公眾的視野，被網民牢牢記住了。這就是“曬薪”風波。據澎湃新聞等媒體報道，該公司一名交易員被女友凡爾賽般地曬出了月均收入為8.25萬元，網絡一片嘩然。該公司相關負責人對媒體表示：“該事件已引起高度重視，涉事員工正被停職調查中。”據介紹，自此以后，高薪公司禁止曬薪，已經成為一道高壓線。

輿情中的敏感心理還不限于此。在一般人根本買不起房的時代，豪宅在有錢人那里卻成為了暢銷品，這是個刺痛網絡心理的撕裂現象。但是在今天經濟不景氣的時候，房價歷史性地開啟了下行通道，豪宅也不能幸免。網民看到了一些一擲千金的有錢人遭遇了財富縮水，甚至開始了虧本拋房。在網民對待資本的看法已經發生逆轉的當下，有錢人往往被視為和資本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從而聲譽形象變得灰色。這使得有錢人拋房，成為了新聞。

就在網民和自媒體要為樓市發生歷史性轉折的時代，尋找一個典型案例作為時代注腳的時候，突然某金公司發生了這一起“白富美”自殺的事件，故事里恰好出現了降薪和豪宅降價的因素，這正好擊中了網民的心理，從而將自殺和降薪、豪宅、高房價、樓市轉折進行了強關聯。至于其它可能導致自殺的因素，已經被選擇性地忽視了。

于是，一個公眾現象中的“完美自殺”故事就成型了：一個走上了人生巔峰的“白富美”，在社會的關注中進入大公司、領取高薪、住進了豪宅，但是在今天樓市轉頭向下的轉折時代，又因為降薪撞上降價，終于承受不了接連的打擊而選擇了自殺。人們為此感慨不已，也慶幸自己并未在房價高峰期上車豪宅，從而逃過一劫。

因此，我們會發現，網民將該員工自殺的因素簡單歸因為降薪和樓市轉折，從而陷入了群體想象力的狂歡。因為這個自殺事件的主角和時間點，完美契合了網民群體的心理和期待，從而被群體“推選”為降薪和降價大時代下的犧牲品。

相信多年之后，人們依然會以此案例為典型，證明大時代風云變幻之下如何出現了犧牲品，以及個體命運的無力感。

3、機構沉默背后的風險管理

但是更耐人尋味的是，不光網民不關注自殺的真正真相，單位的回復語焉不詳，網絡上也沒有任何機構對此進行過明確的辟謠或者明確說明。更沒有相關部門為其出面進行調查說明。當然，這個事件的敏感性和重慶“胖貓”自殺事件不可同日而語的，相關部門不可能出面的。

這種沉默現象，具有有利的一面。

我們知道，任何一個單位或者個人一旦成為負面敏感輿情的主角，下場遭遇常常不太樂觀，起碼會長期戴著一個灰色的帽子。因為網民多數在現實社會中處于弱勢的地位，他們天然地排斥那些強勢的部門和掌握了金錢、權力的人們。后者一旦成為輿情主角，網民常常期待著上級的問責，或者面臨某種“達摩克利斯之劍”的懲罰。只要這種情況沒有發生，網民心理就有一種耿耿于懷之感。相反，如果單位或者個體由此遭遇了問責或者懲罰，網民會瞬間釋懷，也就會慢慢原諒了。

所以，為什么我們建議那些遭遇了網民群體攻擊的單位、企業或者個人，在關鍵的時候要學會放低姿態、學會道歉，就是這個道理。農夫山泉的創始人在遭遇網民群體攻擊的時候，最好的辦法是低調和低姿態，更有利于安然度過風高浪急的階段，但是遺憾的是，這種現象并沒有發生。

就是說，當某個大型機構或者單位處于網民心目中的敏感關注點上，如果遭遇了挫折或者失敗，付出了代價，往往能夠換來網民的諒解，這其實就是一種補償心理現象。由此我們可知，公司和系統的降薪，這位員工的自殺，恰恰提供了這樣一種心理的補償，從而給外界和網絡營造了一種悲情的氣氛，成為一種沉重的代價。就在網民的圍觀中，這種代價有利于消弭此前的各種輿情敏感屬性，從而有利于消除輿情的風險，降低危機爆發的可能性。如果公司解釋自殺的真相，反倒會將自己置于不利的位置，不利于輿情風險的化解。

一個悲劇性的自殺事件，會在群體心理上給出一種補償，從而有利于輿情風險的消除。

我們再回到文章開頭的話題，為何重慶的自殺事件會受到官方的干預呢？因為如果任由事件發展，“撈女”可能會成為攻擊性社會標簽，可能會引發一種社會信任危機，尤其是性別對立的風險，這是社會不可承受之重。而且，“胖貓”姐姐引發的網民群體的不滿，可能發展為網暴，演化為一種謠言，影響社會穩定，而被網暴的女友也已經報警，官方需要給出一個調查結果。

我們由上面分析可知，同樣都是影響較大的自殺事件，但是“待遇”不一樣，背后是不同的輿情規律，和不一樣的社會治理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