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隨著各大網絡平臺禁止極端言論的規定紛紛出臺，平臺展現了正義的一面。比如，都提出要打擊“煽動中日對立、挑動極端民族主義”的相關內容等。

其實正如一些觀察者提出的那樣，各大平臺在此時紛紛表態，更大的可能性是背后管理部門的督促，以及民意巨大的壓力。各種極端言論的出現和流行，并非最近才有，而是由來已久，多年來娛民、愚民，平臺坐收流量之利，養蠱容蠱，終成今日之禍。

如果我們從網絡平臺的角度來考察今天這些極端言論出現，是和平臺只有“流量倫理”，而缺乏道德倫理是分不開的。

但是更深的根源，在于對網絡平臺監管的過程中，意外導致了公共輿論的衰退乃至消失，終于導致了極端言論慢慢出現，并一直徘徊于網絡平臺。

一、中國互聯網如何走入了電商直播的死胡同？流量的視角

如果我們從資本的角度來分析一下中國過去數十年的發展歷史，會發現資本在中國的發展堪稱是野蠻生長，橫掃一切，幾乎沒有受到多少限制。在西方社會，由于已經相對發達，因此對于資本的逐利本能還能有所限制，從法律、道德和輿論等方面進行了監管，但是在資本進入中國之后，由于開放的中國社會對于資本張開了雙臂，資本在這里的面目遠較西方社會顯得更為正當，由此攻城略地，掃蕩了中國大地上幾乎所有的產業。簡單地說，他們在線下控制了產業，在線上生產了流量，流量成為網絡這個虛擬空間的主流產業。

考察中國今天的網絡現象，都離不開一個視角，那就是流量。以前有很多說法，叫什么“渠道為王”“內容為王”“平臺為王”，但是最后才發現是“流量為王”。

為何是流量最后統一了江湖，成為中國社會最為重要的價值標準和市場法則？從此是非成敗、公序良俗都成為流量的附庸和生產工具？一個可以解釋的角度是，中國網民實在太多，無需進行過多市場檢驗和技術創新，只要挑撥人性，吸引眼球，就能創造巨大效益。這種不計是非、只計人頭的結果，就是流量作為標準的由來。這種模式，還將中國互聯網最終導向了電商直播這個網絡發展的死胡同。人性對于“物美價廉”具有無底線追求的特點，無數人性的追求，終于導致中國社會對于低價進行了極致的內卷。“全網最低價”的電商直播的成功，是線上對于線下的一次殖民，是對社會生產和商業規律的嚴重異化，也是對于現實社會的涸澤而漁。

同時，流量思維成為社會基本思維和底層操作系統。作為個體，成功的標志就是“網紅”。一些地方為了地方宣傳和發展，開始培訓“地方網紅”、體制內網紅；城市要做“網紅城市”，文旅卷到無以復加，但是傳統更為重視的以人為本、軟硬件設施，反倒不再放在第一位。流量思維對于今天的社會和網絡的重造之力，幾乎無出其右。

人人在流量的世界里沖浪，獲得了快樂，也獲得了利益。有識之士看到流量時代的風險，但是如果要發出聲音，首先自己要學會制造流量，躍上浪潮之巔，才能為人所聽到和關注，為此不惜常常制造聳人之語、虎狼之詞，爭奪話語權，一切為了被看到、被聽到，看看囊括了全體網民的今日頭條平臺，就知道“頭條名人”的流量操作之道。但是這又反倒背離了有識之士的初衷，制造了更大風險。無論正面反面的觀點、白粉還是黑粉，都是買家。

所以最大的獲益者，當然是網絡平臺，和背后的資本。至于流量的負效應和負資產，都統統拋給了社會，并作為社會成本，最終由那些娛樂至死的弱勢群體、低收入群體來承擔。

二、各大網絡平臺只有流量倫理，卻沒有道德倫理

為了獲得流量，可以看到各大平臺都是從人性的角度出現來挖掘流量潛力，如同找到人性中的癢點。我們從各大平臺slogan就能看出，幾乎都是從流量的角度出發的：

微博：隨時隨地，發現新鮮事；

微信：微信，是一個生產方式；

百度：簡單可依賴；

今日頭條：看見更大的世界；

抖音：記錄美好生活；

快手：擁抱每一種生活；

小紅書：標記我的生活；

……

我們從上面幾個主要網絡平臺的“口號”能夠看出，平臺一切圍繞生活展開，一切為了制造快樂，一切又都會化作流量，成為平臺上流淌的牛奶和黃油。

至于平臺內容和網絡流量的是非對錯，乃至黑白善惡，并沒有明確的規定。只有百度的“簡單可依賴”提到的“依賴”，隱約包含了某種“值得信任”的意味，但是百度這個價值觀，也是經歷了“魏則西事件”、接受了嚴重的教訓之后才提出的價值觀，成為一種改善公共關系的手段。

就是說，影響了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成為當下中國無數網民須臾不可離開的生產生活要素的網絡平臺，幾乎不問多少公共價值觀，只問流量，不問對錯。

雖然我們知道，依靠資本來約束自己的主流本能是相當困難的，但是作為平臺企業的領導者，卻有這樣的責任義務，就此提出一套關乎善惡正義的價值觀。正如Google提出了“不作惡”（do not be evil）的價值觀，對于西方網絡社會的價值觀和善惡觀影響至深。即便在現實社會中，Google因為各種各樣的問題層出不窮，其提出的這個理念受到各方質疑和責難，但是問題在于，其創始人有勇氣和擔當提出這樣的價值觀，已經難能可貴。

反觀國內的網絡平臺，只埋首于流量的生產和激發，并不關注自己作為社會公共平臺承擔的社會責任，只問資本的回報和無限的做大做強。甚至有的創始人在回應主管部門質疑的時候，提出“技術沒有價值觀”這個觀點，社會一片嘩然。技術可能沒有價值觀，但是創始人和管理者必須要有，并對此保持敬畏之心。

我們由此能夠看出，流量作為一種經營模式被生產和設計出來，背后是出于資本的回報之需，他們更多考慮到了技術、系統和平臺的“倫理”，比如是否好用、是否能帶來快樂？是否能影響生產生活？至于社會道德這個更為重要的維度，并不在流量思維的考慮范疇之內。

所以，當網絡放大了人性的灰暗面、出現了一些偏狹乃至極端輿論的時候，從道德的方面，平臺需要有所作為，但是從流量的角度，恰恰需要“無為”，因為這些觀點是最好的流量生產力，是強烈的情緒催化劑，能激發出最大的流量。為此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就成了最佳策略。主管部門批評一下，會克制一下，但是在更多的時候，基本處于放任狀態，并終于在某個時刻，導致了極端事件的出現。

三、公共輿論匱乏，是導致極端現象的重要根源

但是我們對于流量和平臺的拷問，如果止步于此，反倒是僅僅流于對于資本和技術的倫理拷問，資本及其衍生現象，歷來受到人們的批評和批判。

但是面對平臺流量的負面效應，以及極端流量為何如此我們需要進一步找到更為深層的原因。比如說，資本是存在逐利的本能的，上面提到的各個平臺做法也是本能表現而已，但是我們的社會治理和網絡治理，是不是也有值得反思之處？

簡單來說，一個缺乏公共輿論的社會里，很難做到對于資本的真正約束。

我們梳理資本在中國的發展史，會發現資本的發展是分為兩個重要階段的。一是在中國城市化、工業化齊頭并進的年代，資本對于中國的發展貢獻巨大，和地方政府的政績追求高度一致，雖然也出現了一些強征強拆的悲劇，但是更多方面是獲得社會、尤其是獲得了地方的高度肯定。這是雙方高度合作的階段。

二是進入網絡時代，資本的逐利意志化作流量的形式表現出來，但是流量中包含著非常多的意識形態的風險因素，再加網絡本身就是一種無邊無界、帶有網眼結構的風險空間，這使得官方對于資本推動的網絡版圖和流量策略擴張，帶有了一定的防范之心。

由此相關主管部門對于各大平臺開展了一系列的監管措施。尤其是從微博時代開始，這種監管變得頻繁和嚴厲起來。考慮到微博的技術架構是以各種大V為中心而打造的，因此對于大V的監管和約束，成為這種監管的重點內容。比如對于“公知”，監管導致了這個詞匯的語義色彩的流變。官方輿論和監管措施和民間輿論總是存在著千絲萬縷的互動現象。這種監管也和網民對于資本、對于美日的看法，有著微妙的內在互動。“公知”的形象面目，從較為正面到較為負面，再到徹底負面，乃至成為少數人眼里的“公敵”。而此時網民對于資本和美日的看法，已經發生徹底反轉。

有關部門對于微博大V的監管和約束，對于接下來的微信、頭條、短視頻等大V的管理形成了可資借鑒的經驗。由此人們會發現，各種意見領袖、網絡大V和“公知”的勢力出現了顯著的消長，左派有所抬頭，右派徹底消失，而中間派則在獲取流量、依賴流量、娛樂至死的陽關大道上一騎絕塵，其帶來的流量風險，和左右兩派的風險，其實常在伯仲之間。

但是對于微博大V的嚴厲監管，并導致涉政領域意見領袖和“公知”群體的式微，是產生了一個影響深遠的意外后果的。而這一點并未被很多人認識到。這個意外后果，可以從以下三點來說明：

首先，是導致了國內公共輿論空間的萎縮。我們會發現很多的意見領袖和所謂“公知”，常常是學貫東西的學者，他們具有跨國的全球視角和跨文化的知識優勢，這使得他們在談論中國社會的發展模式和比較優勢的時候，會具有較多的發言權。他們的文化特質，以及微博的技術架構，使得他們是各種話題的天然的意見領袖，并在這種優勢地位中享有較高的輿論權重。各種公共話題進入公共空間，并成為各方熱烈討論的話題。它顯然帶來了意識形態風險，但是對于中國社會進步的正面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隨著各種大V被約束、被打壓，公共話題數量出現了銳減，公共輿論空間也大大壓縮。

二是，導致了國際傳播領域，人才匱乏，無將可用。近年來，中央高度重視國際傳播，但是突然發現，這個領域竟然找不到合適的人才在國際領域發出我們的聲音。我們進行國際傳播的主力，常常是外交部發言人和駐外使節，由于他們濃厚的官方色彩，又導致了西方社會的偏見和意識形態壁壘。可以設想，一個具有影響力的學者，其學術性身份和國際視野，在國際領域的發聲效果，會大大超過官方人士的發聲的。國難思良將。但是遺憾的是，很多人已經慢慢沉寂，或者失去了信心。

三是，對于網絡極端言論，就缺少了合適而有力的狙擊者。網絡大V常常將開啟民智視為職責，那么看到落后而危險的觀點，常常會進行說服和駁斥的。他們不一定能消滅極端言論，但是會改善網絡環境。過去數年的現實是，民粹和極端思想出現后，缺乏網絡大V的制衡，主流媒體又不愿冒犯中低收入群體，這種危險思想和觀念就會缺乏“天敵”，而肆意發展，終于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一個輿論陷阱，那就是“沉默的螺旋”現象，就是作為危險思想對立面的人們，越來越不想說話，也越來越不敢說話。這才是最可怕的后果。只靠權力，是無力應對這樣的危險的極端言論的。

再回到相關部門和平臺的關系上來。雖然相關部門對于網絡平臺和網絡大V進行了較為嚴厲的監管，也出臺了“平臺責任自負”“壓實平臺責任”等方面的規定，但是需要看到的是，相關部門、地方政府和網絡平臺、商業資本的關系是錯綜復雜的。相關部門和地方政府對于資本的監管負有責任，但是在經濟社會的發展方面，雙方則又擁有廣泛的共識，存在非常之多的利益和觀念的結合點。這就使得監管很難做到徹底，監管以約談、督促整改為主，反倒是主管部門為了加大監測的力度，常常自覺不自覺地充當了平臺的“安全審查員”，隨時給平臺以提醒，平臺反倒掌握了主動權。這正如在很多化工企業的安全生產方面，政府過于焦慮而充當了安全檢查員的角色，而企業的安全生產主體職責反倒被架空，從而角色倒置，反倒導致了更多的安全生產的風險因素。

平臺也自恃和地方政府和相關部門在很多方面需要加強合作，對于整改措施也能配合，但是難以杜絕為了流量而冒險的現象。他們常常組建公關部門，寄望于以公關的力量來緩解和消解來自監管的政策威力。

所以我們在現實中會發現，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為了網絡安全和意識形態安全操碎了心，常常充當了平臺安檢員的角色，并由于承受了來自上頭和社會的壓力，而常年處于焦慮之中，效果卻反倒不一定好。

正如我在此前的文章中談過，對于權力、特權和財富階層，最好的監督并非來自體制權力，而是來自輿論的監督。對于平臺的監督，依然如此。

因為體制內的監管常常和被監管對象存在很多聯系，一些還是利益關系，而且人力物力耗費無算，在成本上無力承受，但是輿論監管，屬于第三方監督，沒有具體的實體可以掛鉤，因此監管反倒會做得徹底有力。

公共輿論的主體，是社會公眾，包含著專家學者、意見領袖、網絡大V，媒體和自媒體，以及無數帶有良知的普通大眾。其中很多是知識分子，這個概念在中國指的是有知識的個體和群體，但是在西方社會，知識分子恰恰就是具有批判性觀點的一個獨立階層。總而言之，上述各種輿論主體，使得輿論能夠充分代表大眾的權益，并且觀點也常常能出以公心，并且在面對小團體利益的時候，也能通過意見市場的博弈和辯論，很快給出符合大眾利益的結論。

再從美國對于平臺的監管做法看，一旦平臺出現道德風險或者政治正確問題，常常會遭到著名媒體、社會名人、意見領袖乃至普通網民的嚴厲批評，并且由于輿論力量的強大，常常令平臺必須給出回應，自證清白或者拿出整改之策。平臺對于涉及各種嚴肅政治正確話題，也能捍衛底線，比如推特就曾經關閉了特朗普的賬號，認為其煽動了極端的輿論。反倒政府在其中扮演了較弱的角色。

我們從上述各種分析能夠看出，各大網絡平臺出于逐利本能和流量收益之需，常常很難對于偏狹乃至極端言論進行治理，因為這常常是流量爆發的秘笈。而相關部門和地方政府在監管的過程中，又因為發展的壓力和需要，也常常以督促整改作為治理監管的模式，反倒經常陷入監管無力、淪為平臺安全員的怪圈。

更好的監管，應該來自于社會輿論和網絡輿論，但是遺憾的是，恰恰在過去的多年對于意見領袖和網絡大V的嚴厲管束中，反倒降低了公共輿論空間的參與性和批判性，空間開始收窄，言論空間變得更小了。

在今天出現了一些極端社會案件之后，我們有必要對于以往網絡極端觀點和極端流量如同幽靈一直徘徊的現象進行反思，同時，對于既往的網絡平臺的治理利弊進行復盤，也有利于我們找到更好的治理之策，防范網絡成為各種偏狹的極端思想觀點的策源地和發展溫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