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發生了多起網絡熱點事件，比如人大女博士生網絡舉報自己導師猥褻事件、江西縣委書記毛奇被舉報事件、中信建投實習生網絡炫富事件，以及陸續發生的多起高校女生舉報老師事件。

類似多起事件，包含著一個關鍵詞，那就是“網絡舉報”。

如不是網絡舉報，誰會知道一個學富五車的大學教授，精神世界竟如此令人難以直視呢？教授并不掌握公權力，因此王某某這種行為不是人所共知的公權力腐敗，而是社會腐敗。其特征在于，任何人只要掌握了某種權力，比如學術權力、把關權力、道德權力，甚至掌握了某種優勢資源，就會用來裹挾弱者，謀取私利，直到進行身體的性剝削、心理剝削。今天需要單獨拎出來“社會腐敗”進行社會批評。

如果不是網絡舉報，誰會相信縣委書記權力真的如此巨大并且不受約束呢？正如一些網民說的那樣，這位書記竟然在女子打算舉報之前，先下手為強，迅速對其進行留置。相關部門成為打手和工具。如此強權，讓人不寒而栗。什么是縣域的強權？那就是縣委書記表面上說能夠為民服務，也能夠利用權力為百姓創造一些財富，但是也能一夜之間翻臉，把百姓包括下屬的權利全部剝奪，監督如同虛設。

近期密集的網絡舉報，讓很多人身心不舒服。認為打亂了社會秩序，網絡出現了狂歡，更可能影響社會的穩定，還可能鼓動出現更多的網絡舉報，讓一些人生活于惶恐不安的陰影之下，也導致單位負責人時時擔心事態脫離于掌控之外，“可千萬不要出什么亂子！”

問題在于，這些網絡舉報曝光出來的，都是什么性質的東西？是真善美，還是假丑惡？如果曝光的是假丑惡，正如陽光穿透了霧霾，這又有什么問題呢？難道要維護假丑惡，給它找庇護所嗎？那不成了假丑惡的保護傘嗎？或者說，反對曝光的人，是站在假丑惡一邊的？如果有助于曝光假丑惡，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從而推動社會進步，讓群眾感受到安全感的，讓社會變得更為美好的行為，都會獲得百姓的支持，從而都是具有進步意義的。這種行為，本質上是一種群眾監督行為，是黨和國家監督體系的組成部分。

其實從中國網絡輿情的歷史看，輿情的爆發，常常都是網絡舉報的結果。一部網絡輿情史，更多是一部網絡舉報史和爆料史。因此，我們應該見怪不怪了，并且已經將這種舉報和爆料，納入了制度化建設的渠道之中。

實質上，上面擔心網絡舉報的人們，應該這樣追問：為什么網絡輿情出現了數十年，今天的網絡舉報依然層出不窮？

就以高校網絡舉報來說，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呼吁，該校要以此案為契機，建設起一套便利的、具有公信力和效率的舉報渠道，不光保護弱者，也對掌握權力的那些蠢蠢欲動者形成威懾和嚇阻。實際上，多年來類似事件出現之后，已經引起專家學者、法律工作者和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推動了高校進行了類似渠道的建設，一些政策制度已經相當規范和嚴密。

比如高校有舉報信箱、師生糾紛調解處理機制、教師代表大會、師生關系聯席會議、校長信箱、師德建設委員會等等。從邏輯和理論上，這一條制度建設已經相當嚴密而工整，任何有敢于作奸犯科者，一旦觸犯紅線，等待他們的必然是身敗名裂的下場。但是實際上，這套制度長期和蠢蠢欲動者乃至作奸犯科者相安無事，就如同很多電網一樣，實際從不通電，熟知規則者視之如無物。顯然，這一套并沒有發揮作用。如果沒有發揮作用，那它存在的意義就是敷衍，就是形式主義。

從現實看，精致的形式主義正成為不少地方應對網絡輿情的一個法寶。中國網路輿情爆發幾十年里，倒逼了地方政府從漠視輿情，到重視輿情，到今天的開始行動起來，呼應輿情，和輿情進行互動。這很顯然是個巨大的進步。但是不能不說，進步了卻沒有進步到位。我們常常看到的是，地方政府和一些官員發展出了一套精致的形式主義和輿情進行互動，這表現為：能迅速發現輿情并進行通報，但是接下來的調查就充滿了心機，高舉輕放，避重就輕，字里行間充滿了顧慮重重和地方保護主義，但是百姓關心的核心問題刻意繞過，非重點卻濃墨重彩，細節描寫堪稱教科書。以太極拳和網絡輿情和群眾呼聲進行互動，導致了網民愿望落空，后者遲遲得不到滿足，從而這套形式主義也就慢慢暴露出了真面目。

很多形式主義如同在防彈衣，或者隱藏目標的偽裝系統，只是為了降低網絡輿情的傷害程度，或者讓網絡輿情找不到目標，找不到隱藏的問題的根子，從而應對了輿情。這實質是應付輿情，敷衍了事。

群眾并非傻瓜。網絡已經以網絡輿論的方式，或者推出意見領袖的路徑，生產出了一套網絡智慧和群體智慧的萃取方式。無數網民的想法如同富集的咖啡豆，這套機制能夠萃取出咖啡豆的精華。網絡將人民群眾中最有智慧、最有代表性的觀點，或者最能代表當下社會心理的觀點，以及提出這種觀點的人，呈現在網絡最為顯眼的地方，成為網絡輿論，推舉為意見領袖。比如熱搜、高贊的留言自動提升排位等機制，也是這樣的形式。通過這種網絡賦權的方式，網民和群眾常常毫不留情地將問題點破，讓試圖敷衍了事的形式主義無處藏身。

但是精致的形式主義采取了敷衍的態度應對問題，假裝看不到問題所在，導致了地方政府、大型機構和網民之間出現真正的疏離，以及更多的不信任感。也導致了一些陰謀論漸漸成形，流傳于民間。再加上今天的社交圈層傳播和算法推送機制，這種“陰謀論”強化了階層的群體心理，強調了彼此身份認同，從而可能導致更大的社會撕裂。

很多地方的領導干部最大愿望是任職期間不要出事，慣于以擺平作為水平，為此形式主義愈演愈烈，至于由此留下的爛攤子和公信力問題，并不在他們考慮范圍之內。地方被他們視為升官升空的“發射場”，只要順利升空，哪管發射場變成一片廢墟。但是相關主管部門和上級部門，卻不能對此視而不見。

再以縣委書記掌握的的重權來說，多年來已經出現了一些監督機制，以約束其過大的權力，很多地方確實見到實效，但是也有不少地方“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總能找到很多方法逃避監督，依然大權在握，放任無忌。當然，網絡輿情是最大最快的監督性“解藥”，但是經濟社會發展落后的地方，網絡輿情爆發也較慢較少，導致了監督藥方遲遲未到。在縣域范圍之內，權力處于主導性的地位，縣委書記處于權力結構的金字塔的塔尖，因此進行權力的監督，防止濫用和私用，是制度建設和社會建設的重中之重。

所以說，網絡舉報在今天依然頻頻發生，并不是說過去數十年的網絡輿情洗禮沒有推動制度的建設，相反，不少制度框架是有了，但是制度被閑置，演變成了形式主義。輿情推動的社會進步是實實在在存在的，即便是我們批評的形式主義，也是一種進步，起碼在形式上具備了一些保障民眾知情權的渠道，和可以使用的維權工具，不過是在現實中很多已經有的制度不能啟動。正如一把槍，沒有扳機，或者有扳機，卻無觸動機制。這也相當于“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正是人們不信任這樣的形式主義制度，只能采取網絡舉報的方式。這也是今天網絡舉報依然頻發的一個根源。

一旦網絡輿情爆發，學校就會迅速行動起來，然后快刀斬亂麻，事件當事人會被當做垃圾一樣，被打包甩出校園。這樣從重從快的做法，當然符合網民“快意恩仇”的道德訴求，但是常常會對制度帶來傷害。已經有學者指出，類似這種沒有調查、直接以行政權代替法律和學術調查的方法，不光沒有維護當事人的應該有的權益，也將制度視為無物。長此以往，反倒強化了行政權力的權威，而制度建設和各種委員會處于邊緣化狀態。

總之，如果現實社會中已經有的一套規章制度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繼續讓它們成為擺設和形式主義的道具，那么網絡舉報依然不會降溫，會繼續成為社會熱點爆發的導火索。

同時，有了制度，還需要取信于民，讓弱者相信通過制度舉報是有用的。就是說，增強弱者舉報的信心，打造制度的確定性。如果制度再好，但是弱者并不相信你，依然相信網絡舉報是最好的，那么制度建設依然是失敗的，如同屠龍之術，花架子而已。

社會發展到今天，網民和群眾對于自己的權益意識的認識是非常清晰的，該維護權益的時候會毫不猶豫地拿起武器，這個武器就是網絡舉報。網絡輿情一直以來就是弱者的武器。在現實中、在線下，弱者是難以對抗強者的，但是一旦上網爆料，全體網民都成為聲援者和強大后盾，強者立馬變為弱者。

所以，各地、各單位和相關負責人如果不能真正從問題意識入手，將解決問題當做執政的思路，那么無疑就是將更多問題推到網絡，推動網絡舉報和網絡爆料。而一旦輿情爆發，又轉過來會成為所在單位負責人的麻煩和問題。因為解決輿情問題也是一把手的責任。就是說，如果不能從源頭上推動制度建設，并將制度付諸實施，那么自己會成為最后的責任承擔者。舉報者搬起了石頭，最后也會砸到負責人的腳。

我們在前文也提到過，一些重大網絡輿情的通報，說服力漸漸降低，重建公信力和取信于民的努力，變得更為困難。這其中的重要因素，在于今天一些貧富懸殊現象導致的沖突現象和網絡輿情，解釋陷入了困境。從網民角度看，有的富者帶有原罪；但是從改革發展等角度看，富者卻是發展的結果，具有時代的合理性。一種觀點、一個輿論難以包打天下，是今天的一個現實困境，但是這種困境，僅僅是相對于過去而言，觀點的多元，本來就是一個發展的結果和標志，因此是合理的。當然，網民的訴求和渴望水漲船高，也是一個因素。他們近年來更為痛恨腐敗和不公平現象，希望中央領導各地正本清源，滌蕩一切假丑惡現象。發展改革的求穩求全，和他們求快求重心理之間，出現了落差。打破這種僵局的關鍵，是讓人們看到決心和希望。人們對于未來的看法是樂觀還是悲觀，常常取決于想象力的好壞。

綜上所述，網絡輿情發展到今天，進步是實實在在的，形式具備了，現在需要的是踏實而具體的行動。就是在實踐中將很多已經出臺的政策法規切切實實地落到實處。比如高校那么多的制度政策，本就是防范師生關系的變異的，但是如今這么多的制度政策卻一無用處，大象一般身軀的嫌疑分子卻沒網住一個，反倒需要受害者拿高音喇叭進行曝光，這豈非笑話！

總結一下，當下網民的勇敢行動，以及輿情后果的嚴重性，已經倒逼我們需要進行真正的制度建設。已經建立起來的制度框架，更需要充實它。

從世界一些發達國家的實踐看，在進步主義為主的發展階段，每當出現一個重大的社會事件，都會緊隨其后出臺一個法律法規，或者強化了某種群體道德觀點，打上制度或者人性的“補丁”。而我們這里，每當一個重大網絡輿情爆發后，地方滿足于快刀斬亂麻處理個體，以情緒的安撫和輿情消退為最終結果和最大目標，制度結晶和社會共識常常乏善可陳。這導致了社會成本加大，也阻擋不了下一個輿情的再次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