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各地出現了“輿情焦慮”現象，已經是個廣泛的共識了。但是如果以高考為例，考察一下這種焦慮的由來，也是很有意思的現象。

一、高規格“護考”行為已經走到了一個極端

比如，在剛剛過去的高考期間，一些現象及其后果就值得細細反思。

在云南羅平，一只牛蛙因為在考場附近老是呱噪，涉嫌擾亂高考秩序，然后被警方“強行”帶離。從場景看，警察抓牛蛙雖然看起來滑稽，但是因為是護考行為，而帶上了神圣的色彩，一點不好笑。很多場景一旦被賦予某種意義，它的直觀感受和留給人們的印象，就會大相徑庭，它解釋了人們看待任何事物，都是帶有物質層面和價值層面的雙重視角。

其實為了給考生“護考”，從各地傳來的做法看，可以說是五花八門——

有的地方將考場附近的道路進行“戒嚴”，給交通帶來較大的不便；

有的地方出動工作人員，對附近居民挨家挨戶上門提醒，考試期間保持安靜；

有新聞說廣場舞老太因為考試期間堅持跳舞，結果暗夜里被人潑墨；

有的考場給監考老師提供了鞋套，這樣可以確保走路貓一般輕柔；

據傳有的監考老師因為過度緊張，手老是哆嗦打不開現場器械……

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本來為了給考生創造一個較好的考試環境，進行一些必要的環境管理是必要的，但是如今發展到一種“特級保障”行動，這就有點過猶不及了。

高考在今天已經成為全民類宗教崇拜儀式的重大活動，這給正常的社會生活帶來了較大的影響，其它社會活動紛紛為它讓路，凸顯了它的特殊地位和神圣地位。

尤其在近年的參加高考考生高達千萬之眾的時候，有些話題其實已經呼之欲出。即便我們營造了高考至高無上的尊崇感和儀式感，但是對比當下很多大學生的就業難題，再想到這些考生四年之后也可能面臨一個人生難題，人們難免就會對今天這種莊嚴儀式，產生一種荒誕感。

再對比一些國外組織的考試，雖然認真但是并未特殊化，更顯得我們今天對待高考的態度，有些過于嚴肅、過于政治化了，比如：

當下不少學生參加的雅思英語考試，考試環境相當家常，口語對話也是真人考評為主，甚至存在一些不公平的因素，但是也未見負面新聞爆發，考生也未對這種現象進行過多吐槽；

再如，一些國家在香港組織的大型考試，常常可見千多號人在一個巨大的體育場館內進行，單就現場“刷刷”的寫字聲、翻紙的聲音，就是巨大的噪聲，但是也未見帶來多么嚴重的投訴。

再想起多年前的高考，或者70后、80后參加的高考，那時雖然全社會也非常重視高考，但是并未發展到類似今天這樣的焦慮現象，考場內嚴肅緊張，考場外的社會，該干啥還是干啥。我印象最深的優待，就是那時進考場的時候，現場放了一些冰塊以降溫。當年七月流火，窗外蟬聲鳥鳴，遠處也傳來歌聲，內心只想考完之后，找個草坪躺個一晌。

考察社會為何在今天對于高考，表現出如此看重、如此如臨大敵，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解釋：

一是十年寒窗苦，一朝上考場。考生群體承載了無數家庭的重望，畢竟高考依然是中國社會垂直流動的最主要路徑，這使得篤信“讀書改變命運”的中國家庭，對于高考致以最高敬意，由此形成社會風氣；

二是從政府部門到社會各界，認識到高考對于無數個體的改變命運之力，而自覺讓渡了自己的一些權利權力。政府部門呼應了民意，要將好事做好，乃至做到更好，也表現尊重民意、為民服務；

三是，或許也是較為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地方存在“輿情焦慮”，擔心做不好保障工作，會因為一點疏忽，而招致投訴，并可能演化為輿情，而導致嚴重后果。

二、高考的“輿情焦慮”制造了更多的風險

但是問題在于，這種極端嚴肅、極端儀式化的做法，反倒帶來了巨大的輿情風險。

比如，這種呵護備至的做法，反倒會喚起考生及其家長一種微妙的心理。

從近年來的反映看，他們中的有些人只要發現一點影響做題的干擾問題，就容易進行投訴，或者上網發帖尋求爆料。

比如，某地交警冒著暴雨護送考生們趕赴考場，并且提供雨衣，但考生的衣服還是被淋濕了。結果家長以此為由投訴了交警！

再如，考場現場老師走路發出響聲、老師出現交談行為，或者聽力錄音設備出現噪音但是并不影響清晰度等問題，常常會被投訴。

一旦熱線電話或者網絡出現類似高考投訴，相關部門就如臨大敵，趕緊行動起來，和家長進行聯系安撫他們。

但是這種安撫可能會演化為討價還價，尤其是當考生最后的分數涉及到關鍵的一兩分的時候，就可能歸咎于當時的考場問題，由此可能導致更多投訴。

從國內看，一些地方的主管部門還對于這種涉及到高考投訴的問題，給出較為嚴格的管理要求，地方需要想方設法消除各種輿情，需要實現“零信訪”，并當做重要政治任務布置下去。地方的這種壓力是相當沉重的。高考期間，幾乎實行了社會總動員。

遙想當年，高考沒有走上神壇的時候，考場出現各種干擾因素何其之多！但是也沒見多少投訴，至多考生抱怨幾句。一分或者幾分之差而名落孫山，或者與夢校失之交臂，數十年來何止千千萬？而在今天，愈是呵護備至，愈是風險增加，愈是壓力倍增。一些地方的輿情壓力反倒上升了。

問題還在于，人生關鍵考場，何止一個高考考場？是不是每個考場都像高考這樣，被社會各界、被相關部門如此照顧周全，幾乎像個無噪聲的“實驗室”？顯然是不可能的。如果動輒將考試成敗都歸咎于考場環境、歸咎為周邊因素，那么心理素質就是顯而易見的脆弱了。

今天我們看到的現實就是這樣，社會希望創造更好的考場條件，反倒增加了輿情風險。這就幾乎走到了良好初衷的反面了。

這種現象如何解釋？社會學和心理學有個現象，叫做“霍桑效應”。

1924年至1932年，喬治·梅奧在美國霍桑工廠里進行了一項研究，最初關注物理工作環境對工人工作績效的影響，后來有了一個意外發現，那就是如果工人發現他們成為被觀察對象之后，他們就會主動調整工作狀態，導致績效出現提升。

這或許解釋了考生家長的類似心理。當他們發現考生被社會各界嚴密關注、給與特殊優待的時候，就會認識到涉及到考試的因素會被社會拿起放大鏡觀看，這樣自己的心理和情緒就容易被看到、被關注，那些讓自己不適、不滿的事情一旦被投訴，就很容易被重視、被解決，甚至訴求更容易被滿足。

這樣說可能會冒犯那些進行投訴的家長，在此先致個歉，但是細細思之，確實是社會的過分關注，導致了被重點關照的群體，反倒容易出現依賴性的心理。

這也如同我們蓋起來溫室，給與了植物特殊條件的關照，反倒造成“溫室里的花朵”現象，容易出現脆弱現象。

就這個話題來看，是人變得更脆弱了，還是投訴條件更為便利了導致更多投訴？還是兩者兼而有之？或者是今天社會的特殊優待，反倒推高了被投訴的風險？這個問題，值得大家反思。

無論如何，我們會發現，由于“輿情焦慮”等各種考慮，各地對于高考給與了格外的特殊的照顧，在現實中反倒導致了更大的輿情風險。這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的現實。

三、其它各種“輿情焦慮”導致的風險現象

可以說，當下的關于高考的“輿情焦慮”現象，以及高規格護考做法，本質上違背社會規律的。本來就是一個社會重要活動，但是社會各界以各種儀式感將其捧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大大超過了它應該獲得的社會待遇，這就會帶來一些額外的麻煩。這就如同人體被放入一個不需要的東西，身體就會產生增生組織將其包裹起來，身體就看起來呈現病態。社會運行，也是這個道理。

違背社會規律的東西，總會是需要一些額外的社會成本來做出補償的，如同人體增生組織。社會各界和公權力的更多付出，以及輿情風險的增大，都是社會的額外成本。

各地關于高考的“輿情焦慮”，本質上是一種嚴重的不安全感，深恐一步沒做好就會招致投訴，那不如寧愿做到越界，也絕不留下一絲被投訴的可能性。沒想到用力過猛，反倒出現意外社會效應，帶來額外的風險。

為了克服內心對于考核或者投訴的不安全感，而拼命壘高心理安全城墻，或者加寬心理護城河，這種做法，是所有形式主義的重要來源。

今天我們看到的基層嚴重的形式主義，幾乎都是為了應付來自上級或者各方的考核和監測壓力，為了降低不安全感，或者出于免責心理，他們以程序繁復到密不透風的表格、留痕、臺賬、圖表，以及興師動眾地調動群眾配合表演，都是為了向上面和各方證明，我已經盡力了，再出現問題，那就是天意，而天意屬于不可抗力，不在問責范圍之內。

而基層這種形式主義做法，他們不應該受到過分批評，因為來自上面的各種壓力，才是形式主義的根源。各種不切實際的要求，和連篇累牘的文件，其實也是上面“輿情焦慮”的表現。他們希望下面做到完美，一根一線都能放置到位，就可以避免輿情出現，他們下來考察或者檢查的時候，也是以各種留痕和臺賬作為依據的，一切形式齊全，就是萬事大吉。但是未料到反倒催生了嚴重的形式主義。

所以我們會發現，當下各地的“輿情焦慮”，本身就是極大的風險因素，因為這種焦慮會促使他們進行更多的折騰、更多的內耗，反倒增加了輿情的引爆風險。正如海綿里的水，擠擠總還是有的，上級部門認為，各種風險因素只要細細梳理，總還是能夠梳理出來的，但是當你把海綿里的水擠出最后一滴后，手腕可能已經受傷了。

所以我的看法是，回歸常識，回歸日常，降低工作的完美要求程度，降低考核頻次，或許就是彼此放過，輿情壓力和輿情風險反倒降低。

今天社會各個行業領域的內卷、內耗、折騰，主要就是為了應付各種考核和考察。形式常常取代了內容，成為今天很多中國人忙碌的主因。大中小學的老師，每天能有一半的精力放在正常的科研教學上面，已經算是高效率了。更多的時間就是填表格、做報表、反復寫重復材料、一天三匯報、迎來送往，等等。

上級也是苦不堪言，如果不能經常考察考核，就深恐工作不能落實，下面說不定就會出岔子、爆發輿情。這也是一種輿情焦慮的表現。

工作內容出點差錯倒常常問題不大，形式主義反倒導致真正的后果。這方面的一個案例是，當年在響水事故之后，來自高層的各種指示批示、督查排查動作十萬火急，潮水般涌至各地基層，本來預計新的事故發生可能性應該降到零，但是現實卻是，國內各地又隨即接連爆發事故，仿佛存在一個感應式的惡性反饋循環。傳統的壓力制導系統完全失靈，如同剎車系統抱死。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上級各種檢查，主要是檢查各種留痕臺賬，地方企業花費時間應付形式主義，真正的安全生產防范事務反倒疏于管理。即便在平時，安全生產管理也是以任務繁重的形式主義留痕為主。形式主義導致真正的后果，這就是一個例證。

我們用上面的高考等案例來說明，各地的“輿情焦慮”反倒可能制造更多的輿情風險。開車上路，越催越慢，再催熄火，可能就是現實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