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段時間，各地發生了不少安全生產事故或者社會治安案件，有的是引發網絡群體情緒潮汐般起落的大型輿情，由于影響廣泛，加劇了群體情緒的波動，比如網絡圍攻農夫山泉事件，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引發群情激憤，對線下社會也產生了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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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系統可能成為未成年人的“幽靈老師”

這種網絡群體情緒，再疊加當下經濟低迷形勢，就可能對社會整體情緒產生負面影響。此時一些地方發生的車禍現場，即便是社會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故，因為會進入短視頻而擴散很快，在流量池激起波動和沖擊，加重這種社會心理壓力。對于少數人來說，平臺的算法機制有可能成為壓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因為會不斷給他們推送他瀏覽過的各種負面信息，終于成為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導致悲觀和失望心態。

算法機制對于一個人心理和心態的塑造和摧毀之力，可能如同泥石流一般。因為你看什么，系統就給推送什么，這種信息繭房，營造了一個傳統媒體時代就存在的“擬態環境”。久而久之，這就會成為你的認知，成為你眼中的世界、你相信的輿論現實，進而成為你的思想觀念，并指導你的行動。

所以我們不能忽視這種可能性，那就是對于一個人、尤其是中小學生來說，他們生活中始終存在另外一個具有魔力的老師，也就是他們手中電子產品的算法機制。他們如同一個循循善誘的智能人，不斷說服你，最后影響你。所以對于很多孩子，尤其是已經長大的留守兒童來說，這方面的潛在風險不容忽視。

說不定一些電子信息，已經在指導他們去做出社會不容的事情，甚至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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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重大輿情具有相同的城市化規律

但是今天的文章，主要探討近期的幾件負面事件，可能存在一個共同的規律。

我在統計梳理近期的幾件較大輿情的時候，發現了一個隱性的規律，并且是和城市化高度相關的。

比如，燕郊爆炸案的發生地，是在河北的“北三縣”，指的是地處北京市與天津市交界處的三個隸屬于廊坊市的縣級行政區。居住此處的十有八九為北京上班族，又名北京的“睡城”。雖然比較發達，但是畢竟是河北的一塊“飛地”，很容易處于“燈下黑”的狀態。

再如，引發未成年人犯罪討論的初中生，來自華北的農村地區。有資料顯示他們中有的是留守兒童。農村的衰落和凋敝，是城市化的大背景下一個顯而易見的現實，并且在社會經濟和文化等領域，都產生了后果，這個已經是社會共識。法國人亨利·曼德拉斯的著作《農民的消失》曾在中國學術界一度流行，但是顯然，中國的農民是不會消失的，我們有自己的國情。

再看一些近期影響較大的事故案件，如火災現場、爆炸現場，常常發生在城郊結合部，或者是城市保障房區，以及其它低收入群體的聚集區，總之這些地方的各種設施條件不是那么先進，人員素養也決定了很多社會治理的條條框框難以落實，一旦出現風險火苗，很容易就爆發為現實的危機。

綜上所述，我們會發現這些爆發輿情的地方，具有如下一些規律：

常常是城郊結合部，或者是距離城市中心較遠的地方，或者是其它社會治理的力量較難到達的邊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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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都位于城市化退潮后的“萎縮區”

這些區域都曾經一度輝煌過，是城市化高峰期擴張的后果，但是如今已經進入了萎縮期。如同潮水退去的河灘，留下一些接近干涸的小水灘。

在城市化高速發展的大浪潮時代，這些區域借助當年的資本外溢和社會資源爆發的時代機遇，也獲得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紅利，高樓大廈紛紛矗立起來了，樓價飆升，外來人口入住率直線飛揚，各種城市化設施也慢慢完善，從而形成了一個前景不錯的城市化區域。甚至有地地方成為城市的衛星城、新城區，即便是鄉村，在城鄉一體化背景下，也可能分得城市化的一杯羹。

但是問題是，隨著中國社會綿延數十年、聲勢浩大的城市化進程進入后半程，城市化發展速度難免慢了下來。城市不再向外擴展，攤大餅和推土機的時代過去了，就是不再追求增量，而開始追求存量的優化和提升。

比如對于城市現成的文旅資源的盤活，對于老城區的提升改造，對于建成區設施的提檔升級，對于大街小巷人文場景的豐富等。就像南京市中心區鼓樓區一樣，開啟了“再中心化”的城市化新階段。

在這個過程中，資本和資源開始向城中心聚集，并慢慢撤離曾經大水漫灌過的城郊結合部，以及那些距離城中心較遠的區域。

尤其在當下，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相對較慢的階段，好鋼要用在刀刃上，城市會把人力、物力和治理精力絕大部分放在城中心和其它重點工程方面，那些郊區、城鄉結合部、邊緣區，就可能面臨資本撤離、人員疏散、繁華不再的局面。

還導致了這樣一個現象，就是隨著就業難度的增加，以及收入的降低，不少人從生活成本考慮，會從成本較高的城市中心區搬離，住進這些慢慢進入衰退期的區域。這可能導致一個后果，就是人員密集，素質良莠不齊，反倒加大了地方治理的難度。而且他們的出行工具更多依賴電動車等輕型工具，基層治理和社區自治陷入麻木乃至癱瘓，很容易因為一點風險火花，而出現嚴重后果。

在這個過程中，由于社會治理出現力所難及的地方，基層工作者由于回報的降低，參與工作的積極性降低，對于一些風險行為可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社會生活出現不少真空，由此就可能爆發危機。

更何況，很多研究者顯示，基層的形式主義在眼下已經走到了一個較為嚴重的地步，這種形式主義僅僅維持表面的走過場，而實際工作反倒被忽視了，從而也導致了風險防范成為空談。

還有一個可能性不能不提及，由于在保障重大活動或者重要會議之間，動用了太多的社會資源，人力物力已經處于高度緊繃狀態，因此在活動結束之后，各方都突然處于一個躺平和松弛狀態，反倒擾亂了正常工作的生物鐘節奏，風險因此如同火星一樣就冒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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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概念內涵的厘清

上述現象，僅僅是我的一個觀察，也是對于事故爆發根源的一個假說。

但是當很多事件都具有類似特征的時候，那就使得這種假說具有說服力。

需要說明的是，上面爆發了輿情事件的結合部和邊緣區，我簡單稱之為城市化的“萎縮區”，這和一些國家出現的“銹帶”和貧民窟是具有顯著的不同的。

銹帶，是國外很多傳統的工業區在走過輝煌的歷史階段之后，隨著產業轉移和資源枯竭，地方出現了銹跡斑斑的廠區，只有無可挽回的衰落。當然，近年來很多國家對于銹帶進行了文化的修補和文創的注入，為銹帶的重現活力帶來一絲希望。

貧民窟（slum），一直是個較為敏感的字眼，但是在眼下的中國，依然可以忽視其出現的可能性。因為貧民窟主要是來自南美，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城市化突然停滯的結果。在發展的高峰期，那里的人們從鄉村前往城市，但是隨著城市化的突然停滯，他們只能停留在城郊結合部，沒有工作也沒有良好的食物和水源，城市管理者放棄了他們，因此淪落為貧民窟。

而中國的城市化依然在持續，還有很多年的路要走，這就注定這種現象不會在中國社會出現。而且，上述這些爆發輿情和事故的萎縮區，更可能是一種暫時的狀態，隨著經濟引擎的重新啟動，社會發展的資源或將再次回流，這里還將重新成為一個繼續發展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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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需要回歸“萎縮區”

上述分析，有助于提醒我們很多城市的治理者，要將社會治理的目光，重新聚焦這些萎縮區。

雖然發展的資金和精力是有限的，但是由于風險的現實存在，因此這些地方值得花費更多的精力去進行風險的排查和梳理，力爭創造一個更為安全的發展環境。畢竟，即便是最偏遠的邊緣地區的一個角落爆發了安全事故，也是城市輿情，最終會影響到城市形象和營商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