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的兩個新聞，都是和造假和高度疑似造假有關。

一個是4月12日，杭州警方通報“秦朗巴黎丟失作業(yè)本”事件系策劃、編造，并對當事人進行了行政處罰。博主在視頻上進行了公開道歉。

第二個是被“拔出蘿卜帶出泥”牽連出的新聞。在北京郵電大學15位研究生聯(lián)名舉報導師鄭老師存在師德師風問題之后，人們意外發(fā)現(xiàn)一個細節(jié)，鄭老師曾讓自己的研究生為孩子參加金鵬科技論壇比賽，從而揭開了一個比賽的內幕，讓人高度懷疑是個“代打”項目。

一、“秦朗作業(yè)”造假事件

先談談“Thurman貓一杯”賬號炮制的“秦朗巴黎丟了作業(yè)本”的事件。

在杭州警方發(fā)出通報之后，網絡上隨即充滿了針對這種制造虛假信息的行為的口誅筆伐。對于類似充滿離奇情節(jié)的，但是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的信息，本來就應該高度懷疑是一個人為制造的虛假信息。

但是這個事件的耐人尋味之處，在于這個自媒體賬號編造“在法國巴黎拾到小學生秦朗丟失的作業(yè)本”事件，是在今年2月，到今天已經將近兩個月了，網絡熱度已經散去，此時杭州警方公布調查結果，揭露其為策劃編造，“涉嫌傳播網絡謠言”，看起來是一個深思熟慮的動作。

杭州作為網紅聚集之地，聚集了大量生產和傳播視頻的從業(yè)者，這意味著比西湖之水更為豐富的流量，在這個城市不斷被生產出來，并且在網絡蔓延。在今天平臺發(fā)展進入一個相對和緩的時期之后，那些為流量而生的機構，會陷入流量枯竭的焦慮之中，為此需要挖空心思進行故事的虛構生產，從而出現(xiàn)一些虛假信息的現(xiàn)實風險。

此外，杭州是一座高度“阿里巴巴化”的城市，多年來發(fā)展勢頭迅猛，成為新一線城市，除了各種高端國際會議活動的加持之外，和阿里巴巴的“光榮與共”和“高度定制”也有不小的關系。阿里推動了杭州走向更加繁榮的今天，但是也難免出現(xiàn)聯(lián)動的風險。到今天，包括馬云在內的阿里高管已經承認，近年來阿里出現(xiàn)了一定衰退的危機。不少在杭州的新媒體創(chuàng)業(yè)者也指出，近年來的生意較為艱難。在此形勢下，流量的競爭顯然會較為激烈，為此內容生產劍走偏鋒，編造吸引眼球故事，難免成為城市發(fā)展的風險之一。很多人困惑于這位博主已經有名有利，為何依然要編造故事？背后的流量焦慮不能不說是個問題。

或許是看到這種為了流量而制造流量的做法，已經出現(xiàn)風險苗頭，相關部門因此采取行動，對于“秦朗丟作業(yè)”這樣的典型事件進行了治理，以起到殺一儆百的效果。

尤其在當下，各種微短劇正處于一個繁榮的風口，各種機構大量生產這種產品。這種微短劇只需要一個類似“秦朗作業(yè)”這樣富有情節(jié)的劇本，就能生產連續(xù)劇。“秦朗丟了作業(yè)本”的策劃，本身就是一個劇本的付諸實施，本質上也是一個微短劇。這就使得劇本和不實信息之間，存在一種風險關聯(lián)。微短劇稍不注意，就成了一個“劇本式新聞”，導致虛構的故事容易在傳播中被當做一個真實存在的新聞，引發(fā)轟動。畢竟劇本的功能，就是生產矛盾，激化矛盾的。

這使得劇本和謠言之間，稍不注意，轉換僅僅一步之遙。比如，“女子取快遞遭偷拍被惡意造謠出軌快遞員”事件，就是郎某拍到了領居女子取快遞的視頻之后，和朋友何某搞了一個唱雙簧的“劇本”，制造了虛假微信聊天，編造出軌事件，結果造成惡劣影響。

杭州崛起為網紅城市前后，無數(shù)年輕人帶著夢想成為“杭漂”，夢想在流量中沉浮，這使得杭州是個情感、荷爾蒙、夢想和流量虛實交織的復雜空間，出現(xiàn)大型“都市傳說”故事在所難免。我們在2021年的文章《杭州頻遭謠言之禍的背后：一座為“情”所傷的城市》中，已經提出，杭州發(fā)生過多起重大負面情感事件，需要在這方面多加關注。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點擊再次閱讀。

網絡段子和不實信息之間，也可以輕易跨越。在某個群里的段子，一旦被截圖流傳，就可能被當做一個隱秘的真實事件進行傳播。截圖成為從段子到信息的轉換機制。

應該說，很多進行劇本創(chuàng)作或者造假的機構和自媒體，他們是具備基本的“政治素養(yǎng)”的，比如，他們創(chuàng)作的內容，不會涉及政治，也不會是政經新聞采訪，因為這兩個方面都屬于被嚴控的內容，具有意識形態(tài)風險，他們絕不涉及。因此類似“秦朗作業(yè)”的造假事件，往往都是這樣的特征：在某個深夜街頭或者遙遠的他鄉(xiāng)，偶遇的社會故事，或者某個群里流出的網絡截圖。這就大大降低了實地調查的可能性，并且避開了政治這個不能觸碰的風險雷區(qū)。但是虛假流量一旦爆發(fā)，治理就肯定會介入。此次杭州警方的通報，或許會豐富他們的“政治素養(yǎng)”。

在劇本和新聞事實之間，有個嚴肅的法律和倫理界限，稍有逾越，就是不實信息或者謠言，給自己和社會帶來風險。

二、北郵學生投訴牽出的“代打”事件

如果說，上面的“秦朗丟作業(yè)”的虛假新聞導致了社會治理風險，引發(fā)官方警惕、網民不滿，遭遇了很多人的抨擊，那么由北郵學生集體投訴鄭老師引出的“代打事件”，卻非常復雜，很多人不滿，卻保持了沉默。

所謂“代打”，本來是指游戲找人代練，以提高段位，這里的“代打”，是指學生報名參加比賽，但是具體內容卻是由家長或者其他專業(yè)人士完成的。

在今年春節(jié)期間，日后受到學生投訴的鄭老師就要求學生為自己女兒參與創(chuàng)新比賽進行“代打”，比如制作材料、撰寫報告等。結果因為沒有獲獎，學生被鄭老師罵了一通，成為學生投訴的導火索之一。

鄭老師讓學生參與的這項創(chuàng)新比賽，就是某個科技論壇，參賽者是中小學生。北郵的投訴事件后，一張獲獎表格流傳出來了。

從網傳的表格內容看，如果不是后面的獲獎者都是中小學生，人們幾乎會認為參賽者都是一些科研人員，或者起碼也是大學生之類的人才，因為從項目名稱看，諸多獲獎項目名稱中包含了類似“基于視頻識別”“多肽tp36”“基于stm32的NFC裝置”“基于環(huán)介導等溫擴增（Lamp）技術”等關鍵詞，幾乎都是和高科技、人工智能、生物前沿等相關的元素。正是這個比賽，以及獲獎細節(jié)，讓人們看到日常生活背后的一些不同尋常之處，或者說是一個“隱秘的角落”。

試想，如果不是家長或者其他人參與了“代打”，學生會有這樣的能力獲獎嗎？翻遍國內中小學的教學大綱，沒有任何一個章節(jié)能和上述這些比賽內容有所關聯(lián)。如果認識到孩子們不是天縱英才，那么我們就只能承認，不是孩子們能干，而是他們“背后有高人”，是一種“代打”。如果否認這一點，甚至認為可能是家長帶著學生共同參與完成的，都稱不上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

但是“代打”作為一種類似上述“秦朗在巴黎丟了作業(yè)本”造假方法，僅僅暴露了問題的一個層面，更深的問題是，這將導致較大的不平等。

根據相關規(guī)定，類似這種“含金量”較高的比賽，一旦獲獎，就會獲得升學方面的優(yōu)待，作為加分、優(yōu)錄的一個重要條件。這種由獲獎而引出的不平等話題是，是哪些學生容易獲獎？顯然是那些來自具有較高社會地位和掌握科研資源家庭的孩子。因為如果不是父母本身就有“代打”的本領，或者父母能夠調動相關資源，孩子參與這些項目并獲獎幾乎是不可能的。

父母自帶本領暫且不說，先說說借用資源的案例。在去年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yī)院曝出學生患病輿情后，網民又扒出該院一位院士的孩子在高中階段就連發(fā)了多篇SCI文章，接下來在SCI的加持之下，通過了自主招生。

我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經多次提出，世界范圍內不少高校傾向于在單純的學習成績之外，常常開辟更多優(yōu)錄條件，本質上是產生了另一種不平等的可能性，那就是能夠滿足優(yōu)錄條件的孩子，需要更好的社會資源的支持。這本身當然是有利于人才的選拔的，但是卻創(chuàng)造了不平等，更有利于條件優(yōu)越的孩子的。這暴露了教育的兩面性，一方面，教育推動了人類社會填平出身不平等導致的社會鴻溝，另一方面，更為優(yōu)質的教育資源，卻在重新生產不平等，維系著社會階層分化現(xiàn)象。

我們會發(fā)現(xiàn)，這種比賽雖然表面看起來是科技創(chuàng)新比賽，但是由于牽連了過多的社會因素，反倒使得該項賽事成為一個超出比賽本身的“社會資源比拼活動”，不光被看出“代打”的痕跡，還可能導致更深層次的社會問題。人們知道里面有貓膩，但是因為帶著合格賽事的帽子，不合理的地方都被合理合法化了。有人即便心有不滿，但是更多是自愧作為父母的能力不足。比如上文的鄭老師，沒有抱怨賽事本身，而只是抱怨自己學生“本領不過關”。

三、需要關注的輿情風險

對于秦朗事件的造假，網民每個人都能發(fā)表意見，表達憤怒，因為這是一個簡單的對錯判斷題。一旦流量爆發(fā)，風險就轉化為現(xiàn)實危機。

對于具有一定層次的比賽“代打”造假，本來不是每個網民都能發(fā)表看法的，畢竟有規(guī)則、有圈子，但是對于造假帶來的公信力問題和社會公平問題，卻又降為一個簡單問題了，容易成為吸引網民關注的問題。因此，類似活動具有較大的輿情風險，應該引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