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間，營商環境成為上下關注的話題。營商環境從字面上說，就是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商業友好程度，地方有沒有形成對于商業具有親和力和吸引力的環境。

但從當下的現實看，可能企業家更看重的是地方有沒有一個安全穩定的“保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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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輿情和營商環境的“蹺蹺板”效應

營商環境應該是一種穩定的長期的環境。人們普遍地注意到，落后地方的營商環境常常較差，比如，在很多地方，多年之前就出現一種“關門打狗”的說法，就是地方熱情地將企業招商到本地，給了很多優惠政策，結果不久地方就開始“吃大戶”，企業不僅賺不到錢，而且往往被地方盤剝得一干二凈只好退出。這說明營商環境需要保持長期的穩定性，不能因為換了領導或者換了思路就改變。

還有一次跟一個領導干部去考察一家較大的網絡企業，領導好心問企業需要政府做好什么服務？公司負責人說啥都不需要，因為所有的服務都是通過外包的方式購買的，經濟關系反倒比較安全穩定，后來聽負責人說，最好的服務其實就是領導干部不要隨便來企業考察。這說明營商環境是個非常復雜的東西，可能和領導干部的觀念是完全不一樣的。

近年來，人們將網絡輿情和營商環境緊密地聯系了起來，因為人們發現地方政府如何看待輿情、如何應對輿情，也是較為完美地契合了地方如何看待營商環境、建設營商環境的。凡是經常爆發網絡輿情、將輿情視作敵情的地方，那里的營商環境常常也不一定好，二者幾乎具有“蹺蹺板”關系。實際上，網絡輿情形象，常常就代表了地方的營商環境。

但是今天我們談到營商環境，主要是指國內整體的營商環境。畢竟，近年來國內的營商環境引發了很多人的關注，比如，一些富豪和企業家移民了，除了要看到美國的制裁和迫使產業鏈流出中國的壓力之外，也要反思國內的營商環境究竟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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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群情激憤往往并不會真正殺死企業

近年來，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影響地方營商環境最大的因素，是政治和法治的綜合因素。在法治尚未健全的時候，政治因素往往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尤其在國內網民群情激憤地指責那些移民的企業家的時候，決策部門和領導干部尤其要穿透網絡輿情和網絡輿論的迷霧，洞察更為真實的社會環境，作為自己的決策的參考依據。

近年來民營企業出現了投資積極性不高的現象，很多經濟學家就認為是因為民營企業近年來遭遇了輿論打壓的結果。表面看來，一些大V利用中低收入階層的利益分配的不滿，針對一些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進行了批評，生產了大量的流量；不少網民也自發地針對一些企業如農夫山泉展開了圍攻，給創始人帶來了很大的困擾。但是其實這種網絡輿情和網民群體情緒的殺傷力并不嚴重。

原因在于，這種來自網絡的輿情和輿論，對于企業及其創始人來說，主要在于聲譽形象的傷害，但是對于生產經營來說，其實并未產生巨大的威脅。

比如，雖然不久前農夫山泉遭遇了網絡的抵制，股價受到影響，但是股價波動本來就是正常的，而且慢慢也會漲回來。產品受到抵制，也僅僅是暫時現象，而且可能網絡放大了這種抵制效應。人們注意到，這個抵制并未妨礙胡潤排行榜隨之將農夫山泉創始人鐘睒睒再次推為中國首富，即便依據的是以前的數據，但是關鍵這個富豪榜排名會影響資本信心。從經濟規律看，影響股價和企業存活的，是資本和大市場，而并非是普通網民，尤其是那些憤怒的網民，他們很難影響企業的未來走向。再說聯想集團，即便經受多輪打擊，其生產也未見受到多大的傷害。

再以蒙牛來說，因為曾經爆出不少問題，一度被稱為“大而不能倒”的企業，很多人提到它就覺得是個形象灰色的品牌，但是這并未影響該企業產品的市場占有情況。

當然，這并非定論，只是表明，網絡輿情、公司聲譽、產品形象和市場占有率之間，往往關系復雜，并不是直接影響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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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傷力最大的是網絡中的政治傳言

這說明，網絡輿情聲勢再大，只要企業自身沒多大問題，產品能提高質量，往往并不會顯著影響市場。但是問題在于，雖然網絡輿情殺傷力有限，近年來很多企業家還是移民了，“潤”出去了，這表明在網絡輿論之外，是其他因素產生了更大的殺傷力。

我在分析了網絡輿情和網絡輿論之后，傾向于認為，是網絡輿論中“政治暗示”，產生了最大的殺傷力。

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2018年突然傳出的“民營經濟退場論”，該觀點提出，“中國私營經濟已完成協助公有經濟的任務，應逐漸離場”，一時引起軒然大波，雖然作者不久就刪去文章，但是依然產生持久深刻的影響。

我們要認識到，任何一個觀點一旦引爆輿論場，肯定因為它擊中了現實或者網絡中一直存在的某種猜測或者觀念，這個原理和謠言的爆發和傳播是一樣的。雖然各個方面包括官方都進行了辟謠，但是當時正逢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是個政治宣傳氣氛濃墨重彩的歷史關口，這個時候曝出這樣的言論，產生影響力是不言而喻的。

中國存在這種言論生產和傳播的社會土壤。人們對于類似涉政謠言、傳言，常常私下談論、信以為真，或者即便半信半疑，內心也已經產生動搖，對于決策和信心產生沖擊，這源于中國一直以來，存在一個“政治經濟學”環境。

且不說自古以來，中國文官就存在“揣摩上意”的傳統，今天的很多經濟學家或者相關人士以作為政治傳聲筒為人設，以成為領導的決策咨詢者為榮，在各種場合大談特談自己的智囊經歷，從而打造江湖聲望，以圖提高身價。但是對于圍觀的人群來說，這種虛虛實實的做法產生了奇效，因為不清楚他們是否具有通天的本領，人們寧信其有不信其無。其實更多的時候，他們中的一些人不過是在“揣摩上意”，根據搜集到的一些信息，進行了信息的加工，然后提煉出某種涉及政治走向或者政策走向的觀點，他們不過是一些經濟學界的“政治煉丹師”，或者是“政治術士”。

關鍵問題在于，類似觀點提出后，往往頓時產生轟動效應，但是官方和主流媒體卻常常陷入沉默。一個類似觀點的提出，是觀點提出者追求轟動的動機、社會存在某種猜測心理、官方信息存在零碎信息等多因素之間復合產生的傳播效應，或者心理效應，但是權威渠道如果不在第一時間發聲辟謠，或者澄清說明，大眾往往認為就是一種默認。辟謠的黃金窗口期一旦錯過，辟謠效果大打折扣，而且很多人已經深信不疑了。遲到的真相，就不再是真相，往往是謠言的幫兇。

再比如，涉及到馬云的政治傳言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2020年的外灘金融高峰論壇后，馬云的言論引發爭議，人們注意到，雖然官方并未提出明確的反對觀點，但是網絡上開始出現大量的傳言，各種民間猜測、小道消息、網絡輿論對馬云進行了旁敲側擊或者捕風捉影的攻擊，總之認為他冒犯了政治，不再受到歡迎等。各種不利于馬云的傳言，在社會心理上形成一場“墻倒眾人推”的破除資本偶像的社會運動。由此，作為名人的馬云走下神壇，甚至變成敏感人物。我們在文章《“馬云回國”刷屏背后的民間“潛輿論”》提出，正是這種政治傳言，制造了一個關于馬云不再受主流歡迎的“潛輿論”。這種涉及政治的“潛輿論”，殺傷力最大。沒有驅逐令，沒有媒體檄文，馬云就此消失于江湖。

那么我們要追問，為何類似的政治傳言殺傷力最大？可有破解的方法，從而為打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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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環境才能帶來穩定的發展預期

我們會發現，上述的政治傳言之所以產生強大的效力，在于這種傳言的虛虛實實，虛實相生，人們既不敢信其真，也不敢信其假，正是這種半真半假的傳言，最容易導致社會心理的搖擺效應。這種政治傳言和大型謠言，在很多方面驚人相似，其實在本質上就是一致的，那就是涉及政治的模糊說法，常常擊中群體的內心猜測，從而一舉引爆社會心理。

這種政治傳言之所以產生很大的效果，在于中國社會的政治氣氛總是很濃厚，已經成為社會傳統，和中國人的行事法則。但是，政治又如此獨特，和經濟、法律大不一樣，后者常常是以確定性、剛性的規律為運行規則的，而政治更多是以靈活多變、服務當下需求的方式發揮社會功能的，比如，政治功能常常是通過領導講話、輿論宣傳、專家解讀等方式實現的，此外也包括一些意見領袖、經濟政治名人進行二次傳播產生影響。世界各國政治運行方式，莫不如此。只不過在中國，人們因為更為關注政治，而且大型企業和著名企業家也往往也要和政治打交道，政治待遇往往成為其社會地位的風向標，因此，政治傳言總是吸引密切關注，并產生影響。

正因為政治發揮作用如此獨特，這就帶來一個常見的后果，一旦一個地方的領導干部換人了，政治風向也往往為之一轉，老的政策、措施也就失去作用了，“新官不理舊時債”，導致很多招商引資來的企業家無所適從；一旦地方招商引資任務或者政治熱點過去了，很多企業家就備受冷落，甚至成為被侵權的對象；很多政治傳言爆發之后，一旦權威部門不能立馬出面辟謠，社會就會出現很多說法，對企業家產生反噬作用，等等。

我們從近年來的觀察能夠發現，雖然從中央到地方一直在明確表達支持民營企業的觀點，也出臺了一些政策措施，但是一些企業家還是未能樹立發展信心，一些人還是最終進行了移民，離開這片土地。這其中最為重要的因素，在于網絡中類似的政治傳言一直不絕如縷，比如一些大V率領網民制造緊張的輿論氣氛，網民群體群情激憤，“資本家”“剝削”等字眼重回輿論場并且成為傳播標簽；一些針對企業家個體的傳言，在茶余飯后的酒桌上、社交軟件平臺上，或者熱門新聞后面的留言跟帖中一直在流傳，官方未說同意，但也未見反駁，這種沉默制造了一種“默認”的效果，甚至很多人開始揣測，這是不是一種“網絡放風”？作為企業家，如何能夠安下心來？傳言多了、時間長了，“網絡獵巫”漸漸成為壓力，“用腳投票”就會成為企業家的選項。

今天很多企業家，不再是以前白手起家的群體，大多數已經獲得了時代的紅利，他們已經身家豐厚，確保人身和財產安全成為第一要務，因此，他們更為看重的是這樣的營商環境：能夠提供政策的穩定預期的，而非朝令夕改、人走茶涼的；能夠提供人身和財產的法治安全的，而非風聲鶴唳的政治傳言帶來不安全感的；能夠提供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環境，而非經常受到短期政治熱點影響波及的環境，等。

能夠提供這種穩定的、長期的預期的，只能依靠法治的健全。在各方都在追求優化營商環境的當下，能夠打動那些在外的或者圍觀的企業家心理的，莫過于對于法律的強調和重申，并將人身和財產的法治安全作為一個宣傳的重點。

不少人發現，在西方社會一些市場經濟和法治建設較為健全的國家里，即便社會輿論和網絡輿論對于一些企業家展開了攻擊，輿論氛圍極不友好，但是企業家也能做到安然泰若，很少會發生因為輿論嚴苛而跑路現象。原因很簡單，他們的人身和財產的保護受到了法律嚴格的包含，網民在網絡上罵罵可以，甚至人身攻擊也可以忍受，但是如果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受到威脅，他們可以第一時間尋求法律的保護，并且這種保護是實實在在的措施，有了證據就會采取法律行動。這意味著，有了法律作為保護神，無論風聲雨聲，企業家都能安心生產。

而從中國的現實情況看，一方面是網絡輿情和網絡輿論過于發達，導致不滿的網民群體常常營造異常不友好甚至敵對的網絡氛圍，讓企業家遭受“千夫所指”；另一方面，是法律法規未能成功取信于企業家群體，讓他們相信法律能夠確保他們的人身和財產的絕對安全，這讓他們感到“如坐針氈”。

中國對于企業家的人身和財產的保護，已經有法可依。在2004年的憲法修正案中規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最新的《物權法》第66條規定：私人的合法財產受法律保護，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侵占、哄搶、破壞。當下要做的，就是重申和強調這種法律精神，確保取信于企業家群體。

我們由此可知，在當下中美激烈博弈、需要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的過程中，我們需要理解企業家群體的利益訴求和根本需求，更多從法治建設的角度，打造一個良好的法治環境，才能最終實現真正有吸引力的營商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