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7000字，分為五個部分，提綱如下：

01 庸俗個體如何吸引了群體的追隨？

02 說服的失敗：爭論導致了更大的對立

03 支持者不是新的民粹主義，是幾十年未變的那個群體

04 傳統傳播的成功在今天產生了“雙刃劍”效應

05 主流媒體的沉默將如何影響社會的走向？

其中04部分是重點，謝謝閱讀。

這一段時間以來，國內多個熱點現象引發了廣泛的關注。在“戰馬行動”在南京舉報、“毛星火”起訴文學事件之后，農夫山泉又遭遇了形象危機，被很多消費者抵制購買。支持者和反對者的爭論，不光未能說服對方，反倒加劇了雙方的對立。

很多專家僅僅是從公關和營銷的角度來談論幾個熱點，尤其是農夫山泉的事件的。但是我的看法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可能不僅僅是幾個社會熱點和輿情熱點的問題，我們或許正在經歷一場發展理念和群體觀念的激烈交鋒，因為雙方的人數都不是少數人，而是群體現象。

作為輿情的研究者，面對熱點現象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但在我連續寫作了幾篇批評了當下不理性的社會現象之后，看到有個讀者給我留言說：

“很遺憾，燕博士作為網絡輿情和網絡輿論的研究者，已經失去了和大盤共情的能力！”

這個留言讓我有了新的思考。這位讀者所說的“大盤”，顯然是他的眼里的大多數百姓或者網民，以及他們的所思所想。那么當下的社會和網絡大盤究竟是什么呢？

更重要的是，我們今天該如何客觀看待和評價當下的這個熱點現象？我覺得這需要從傳播中尋找答案。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巨大的社會變遷，傳播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是無與倫比的。傳播推動了發展，也帶來了分化，并意外導致了今天的沖突。

01  庸俗個體如何吸引了群體的追隨？

上面提到的幾個影響較大的網絡熱點，他們的發起者，你可以說他們是為了流量，為了出名，但是不能否認這樣的現實，就是他們肯定有對于網民心理的精準把握，才一擊成功的，而且事實也是如此，他們在網絡“登高一呼”后，的確支持和響應的人很多，形成了一股網絡熱流，一個網絡現象。

“毛星火”等人的動機是復雜多元的，但是他的行動激起了不少人的跟隨和參與，這才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事情。

看看支持者的留言和跟帖，就知道他們流露出的是真情實感，他們作為普通的網民，都懷著熾熱的愛國之情，毫無虛偽做作之感。所謂赤誠，莫過于此。

我們可以指責發起人為了流量和出名，不惜消費愛國情懷，裹挾善良群眾，但是看到如此眾多的網民的愛國言論和憂國之心，我們如何能指責這種樸素的愛國情感？我們不應該尊重這種群體的愛國情感嗎？如果我們一味地指責這種集體情感，認為是一種民粹主義，只會激起更大的怒火和對立，而且長此以往，愛國會陷入一種混亂，因為人們不知道要不要愛國，要不要表達愛國情感。我想，這也是相關部門對此報以沉默的原因之一吧。

在抵制農夫山泉事件發生后，不少人斥之為網民情緒化行為。但是當創始人之子加入美籍已是板上釘釘的事實時，這在中美激烈競爭的時代，無疑是個敏感的因素。你可以說這個市場經濟，來去自由，但卻無力說服心懷樸素認知的普遍網民。僅此一條，就足以讓農夫山泉短期內深陷危機，難以脫困。這或許就是上面讀者所說的“大盤”。大盤之下，共情者眾多。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事件的發起者動機如何，一旦他激發了巨大的流量，這就意味著這種能量和激情，早就深埋群體的心理底部，是奔突的地火，是潛伏已久的強烈情感。如論如何，這股力量都值得敬畏。

我們需要研究的是，這種激情從何而來？又為何在今天噴薄而出？

02  說服的失敗：爭論導致了更大的對立

類似事件發生后，無論是支持的，還是反對的，都是涉及到一個較大的群體。

反對者的態度是，這是民粹主義的一次大爆發；支持者則認為，必須對于不忠誠者進行清算，否則禍國殃民是遲早的事。

但是總體看來，誰也說服不了誰，反倒是激化了矛盾，各自強化了立場觀點。就是說，在論戰中，雙方態度更為鮮明了，陣營更加壁壘森嚴了。爭論無濟于事，并擴大了裂痕。這就是我們所目睹的現實。

而且，反對者常常撰寫文章，有理有據、引經據典地進行抨擊，而支持者常常無力發文，主要以留言跟帖，以駁斥唾罵為主。

以我的觀察，反對這種網絡現象的，更多是中產階層、專家學者者居多，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

而支持者，大多數是中低收入群體，他們不擅長內容生產，但是具有群體的圍觀、留言和轉發的力量，人多勢重，在共同的訴求下，他們匯聚為網絡巨大的激流。

很多人將雙方歸結為“左”和“右”的沖突。畢竟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這兩股勢力的沖突和較量從未停止過，區別不過是有時候激烈，有時候平和。常常是發展停滯或者慢下來的時候，沖突達于高潮，而經濟快速發展、雙方忙著賺錢的時候，沖突會緩和很多。

當下再次爆發沖突，主要源于發展再次慢了下來。但是此次看起來并非左和右的沖突這么簡單，因為從歷史看，“左”的發起者常常來自上面，但是當下卻并非如此，并且當下的中產階層也并不是“右”，他們只不過是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是社會的主流，他們所擔心的是發展可能會停滯下來，為此憂心忡忡。

03  支持者不是新的民粹主義，是幾十年未變的那個群體

上述事件的支持者，行為特征是這樣的：

對外，敵視傳統的國際對手，如美國、日本；

對內，反抗資本剝削、圍攻“潤人”、“內奸”，抵制媚日媚美，以及看起來不那么愛國的行為。

有的文學作品被他們認為涉嫌侮辱先烈、農夫山泉包裝有日本元素、創始人之子又入籍美國等，自然成為攻擊的對象。

有人說，這種現象的背后，是新的民粹主義的大爆發，并且挾裹了更多的百姓加入了這個洪流。再加當下經濟、就業不景氣，因此很多人就變得憤世嫉俗，加劇了這個社會現象。

這種看法當然很有道理。但是我的看法是，眼下這一股來勢洶洶的愛國激流，其背后站著的一群人，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從來都在那里，并且從未改變的那群人，他們包括農民、城市中低收入群體等。就是說，并非什么新的民粹主義大爆發，這個群體沒有增加，也沒有減少，他們一直都在那里，不過是在今天這個時代，他們借助各種新媒體平臺及其算法機制，在網絡重新崛起，產生了強烈的群體認同，刷出了巨大的存在感，爆發出了集體的力量而已。

這群人是中國數十年來的傳統媒體和大眾傳播時代，社會宣傳和傳播最主要的閱聽對象，他們受此影響至深。由于各種歷史的現實的原因，他們較少接受高等教育，文化水平和知識水平普遍并不太高，因此更容易接受主流媒體和主流宣傳的觀點和內容，并內化為他們樸素而穩定的價值觀。

而主流媒體和主流傳播的內容，雖然每個時代有各自不同的內容，但是愛國主義幾乎是一直不變的主旋律。宣傳家國情懷、弘揚熱烈的愛國主義，鼓勵個體積極工作，隨時為黨和國家做出貢獻，就成為這種傳播內容的主要目標訴求。所以我們說，當武漢疫情期間，更多人反感和抵觸武漢作家方方的時候，可以說是我們傳統的宣傳教育成功的標志。

這種愛國主義教育，在不同的時代，是結合了不同的內容來完成的。在解放之初，是以“苦大仇深”來映襯新中國的美好的；不久之后爆發的朝鮮戰爭，自然是以“美帝”為批評對象。改革開放數十年來，美國又經常性地對中國制裁、打壓，這使得美國在中國人的集體印象中，是時好時壞、亦正亦邪的復雜形象，更在特朗普執政期間，以行政力量全力打壓華為，激起了國民的憤怒情緒，對美負面情緒達到高潮。日本的侵略給中華大地帶來了慘重的災難，但是日本政客一直不能直面歷史，因此我們的宣傳多年來進行了激烈的批判。對美日的宣傳，雖然不時出現溫暖色調，但是其中不少時間是以揭批的冷色調為主的。

這使得我們的愛國主義教育，有一個較為特殊的色彩，就是在正面的愛國主義主題之外，還常常伴生著憤怒和怨憤的內在情緒。這帶來的一個現象是，我們愛國愛黨愛社會，同時總是油然而生對于美日的復雜感情。這種情感，在國家關系處于對立和低潮的時候，會變得非常激烈。

因此，在當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在美國和日本變得對中國越來越不友好的時候，這種民間蘊藏的情感，就會猛烈地爆發出來。

就是說，無論是針對美國還是日本，這種隱藏于中低收入群體心理中的集體情感，從來沒有改變過，時常隨著大國關系的變化而波動。我們在今天看到的現象，不過是隨著國際關系更趨復雜多變，這種表現變得更為激烈罷了。

04  傳統傳播的成功，對今天產生了“雙刃劍”效應

但是問題在于，由于上面所說的傳統社會以及大眾傳播時代的傳播非常成功，這個巨大的群體形成的價值觀（包含著愛國主義和抵制美日的一體兩面）如此穩定且強大，在今天需要科學發展、精準決策、需要更深入推進改革開放的時代，也是需要更為包容、更為多元的時代，他們卻很難做到與時俱進，甚至會出現一些和時代不相容的沖突現象。就是說，傳統媒體時代的傳播成果對于今天的發展，產生了雙刃劍的效應。

這個現象，就是本文提出的需要談論的觀點。

這個雙刃劍效應表現在，一方面，有利于在國際競爭和國運博弈中同仇敵愾，形成群體合力；另一方面，又在我們需要以柔軟靈活的姿態展開大國外交和國內傳播的時候，這種傳統的愛國力量依然保持了巨大的慣性，讓人們常常力不從心，甚至被裹挾了，難以駕馭這一股激流。

比如，在今天的建設時代，他們中的少數人卻拿出了革命時代的勁頭，從“毛星火”的名字就能看出這種鮮明的價值指向；世界性獎項明明是為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壇爭得了一席之地，算是為國爭光，但是卻被他們視為一種恥辱；農夫山泉和娃哈哈都是國民自己的品牌，創始人都是中國優秀的企業家，前者卻因為包裝問題和“二代問題”，遭受了巨大的危機。

但是正如上文所言，這個群體幾十年來都是傳統傳播內容的忠實粉絲，他們從未改變過，只不過在今天隨著大國關系進入低潮期，他們的反應變得更為激烈而已。比如，文學在獲獎之后，各種非議從未停止過；那些涉及到美國和日本的敏感的因素，也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經常地成為社會熱點。

那么問題來了，這個群體并未改變，他們的思想行為也是一以貫之，為什么今天的沖突變得激烈了呢？社會影響變得如此之大了呢？

我們從社會分析的角度出發，就會發現根源。因為在這個傳統的群體的對面，已經出現了一個新的群體，發出了反對的聲音，那就是中國的中產階層，也就是中國的中高收入群體。

這個階層的人數，按照各種統計，接近4億人口。相對于中低收入群體的8億之眾，前者已經是個巨大的群體，足以形成抗衡性的力量。

這個中高收入群體是改革開放的直接受益者，也是改革開放的直接產物。當然，傳統的中低收入群體也是改革開放的獲益者，起碼溫飽已經解決，并且走在了小康的道路上。在社會迅猛發展、大家忙著賺錢的時代，這兩個群體是形成合力的，沖突也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但是在進入經濟發展放慢的階段，雙方卻突然爆發出了強烈的沖突。

中高收入群體希望中國繼續保持改革開放的姿態，并在更深更高的層面推進這種被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發展模式。

但是中低收入群體卻是另外一種心境。在過去數十年狂飆突進的發展時代，他們獲得紅利相對較小，他們感受到了巨大的落差。這種“相對的剝奪感”，是最令人不滿的，這也是符合“不患寡患不均”的人性的。再加隨著中國外部風險加大，和美日關系進入激烈競爭的時代，過往與外敵的斗爭場景和情感體驗再次浮現于集體記憶之中，傳統愛國教育中的憤怒的成分，就爆發出來了，并且顯示了力量。

因此，中低收入群體通過圍觀、監督和抨擊行為，在中國社會營造了自下而上的輿論壓力和意識形態壓力，對于擁有更多財富的中產以上群體進行了嚴厲的監督，對于以往的精英群體也進行了抗爭，如專家學者、學術權威被拉下神壇，對于腐敗者、潤人、兩面人、“內奸”等人，不光進行言論攻擊，還采取了線下行動，比如抵制消費等。

從愛國情感的表達來說，他們做法是出于樸素的情感，也是基本符合中國整體的價值觀的，因為新中國在成立和成長的過程中，一直都在承受著巨大的內外壓力的，某些時段還遭受來自外面的軍事威脅，這使得同仇敵愾的強烈家國情感，一直都是貫穿于國民心靈成長史的。

但是這個龐大的群體素質良莠不齊，他們在實施這種愛國行為的過程中，出現了擦槍走火和擴大化的風險，社會氛圍變得壓抑，并且因為一些唾罵和抨擊行為，導致很多人不再敢于說真話。一些被中產以上的人群視為社會秩序和發展真理的東西，在他們那里就會被認為是西方文化“洗腦”的后果，是和平演變的后果，并且開火轟炸。比如，對于資本的認識、對于移民的看法，中產以上的人群抱著相對開放包容的心態，但是中低收入群體卻難以理解，因為這悖逆了他們的愛國認知。

這顯然對于渴望持續發展的中高收入階層形成了較大的壓力，并產生了觀念的沖突。這個群體傾向于認為中低收入群體的觀念和行動將影響中國的發展走向，并對自己的發展愿景形成威脅。中產群體有話語權，也有思想和動力，他們更熟稔新媒體的用法，于是他們針對對面的群體，展開了文化的社會的批評和批判。

重要的是，無論是中高收入群體還是中低收入群體，都認為當下的中國，正處于一個發展的關鍵十字路口。他們都認為亟需發出自己的聲音，由此推高了爭論的熱度。前者關注的是發展的問題，擔心自己如果不能大聲疾呼，對方或許會搞砸發展的局面；后者關注的是公平的問題，更擔心如果自己不能在網絡營造聲量，自己會被忽視和邊緣化，權益會受到損害。

我們看到的胡錫進，雖然在輿論場的奮筆不輟，其初心是試圖彌合各個階層的裂痕，營造一種社會共識的東西。但是通過其文章的留言就能看到，支持者和反對者常常都是規模性的，很少出現一邊倒的輿論氛圍。因為胡錫進本人是希望站在兩個對立群體的中間進行拉架勸和的，但是他的立場和價值觀，卻是中產階層的，因為他就是改革開放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他不可能希望回到過去，更不可能支持中低收入群體的這種似乎退步的復古的論調。他在拉架中看起來有點“拉偏架”，甚至直接跳出來表明自己的態度，斥責一些人的做法是民粹主義的行為。這就使得他在拉架中反倒凸顯了雙方的對立，裂痕反倒擴大了。

這就是我們當下看到的景觀。雖然一個龐大的中低收入群體從來沒有改變過，但是因為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中產階層，成為中國社會巨大的變量，并且是抗衡性的因素，這就使得爭論變得激烈了。從觀感來說，此次的社會沖突，看起來較以往更為激烈，參與者更多，對立的意味更濃一些。

這種沖突，本質上依然是中國社會一直逃不過的沖突主題，就是效率和公平的平衡問題。中產階層更渴望提高效率，而中低收入者更渴望公平。這種沖突，難以避免。

05  主流媒體的沉默將如何影響社會的走向？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發現主流媒體常常是保持沉默的，這就使得雙方的爭論，缺乏了一個權威的仲裁者和調停人，爭論就難以輕易平息。

我們在前文《南京舉報事件中異常傳播現象的輿情分析》中提出，主流媒體逃避熱點現象已經是當下社會的顯著現象。他們對于類似的敏感事件是極少發聲的，更多的時候是保持了沉默。他們沉默的原因是異常復雜的，比如，害怕一旦報道就會因為其中產階層的立場觀點而冒犯中低收入群體，由此大量掉粉，這威脅到了他們媒介融合的初衷和目標，由此他們寧愿保持安全的沉默，也不愿意冒險觸及報道熱點。

有的讀者提出，對文章中的觀點“主流媒體逃離熱點在于擔心冒犯低收入人群”不太理解，認為解釋有些片面。但是如果考慮到，媒體融合的最大目標，就是客戶端的粉絲和新媒體流量，而這些成果主要來自于網民結構的金字塔的腰部以下，而這個部分恰恰是中國中低收入群體的棲息層，我們就能理解，文章這個判斷的正確性了。

而且，今天的主流媒體似乎陷入了一種左右互搏的矛盾境地。他們一直以來秉持的報道立場是傾向于弱勢群體的、傾向于大多數的群眾的，并渴望成為他們的代言人。但是主流媒體的利益、立場和觀點又毫無疑問地屬于中產階層的，這使得他們在報道熱點的時候，筆觸難免會流露出中產的觀點和情緒，這無疑會違背他們的媒體立場，并冒犯中低收入群體。

實際上，主流媒體的矛盾，和胡錫進的矛盾是一樣的。他們是發展的價值觀的擁護者，在面對這一股來自中低基層的激流的時候，他們立馬陷身于漩渦之中，他們想發聲，想有所作為，卻囿于立場和觀念的兩難境地，而陷入沉默和徘徊中。這就使得他們看起來無所作為，并隨波逐流。

主流媒體在今天，依然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和作為一種話語權的公信力。這源于，新媒體僅僅提供了信息的密度和頻度，卻缺乏對于質量的把關和篩選。在這茫茫無邊的流量之海上，主流媒體恰恰提供了一個燈塔，網民由此找到了心理和認知的坐標，即使他們不同意，但是有了這個坐標，他們就可以和主流媒體展開對話，并以此為標準和尺度，來衡量自己思辨的結果。

因此，主流媒體對于某種熱點事件的報道和表態，常常會進入新媒體，進行二次傳播和深層傳播，從而對于輿論的走向和質量，產生較大影響，有時會有一錘定音之效。

在當下類似熱點頻頻爆發的時候，其實是網絡中的意見市場在進行激烈的博弈，和話語權的爭奪。社會的發展，向左向右，向前向后，這種博弈或許會產生影響。最起碼來說，這種網絡輿情會對營商環境產生影響。就其風險來說，當網民激烈地攻擊農夫山泉的時候，看起來快意恩仇，酣暢淋漓，但是對于其他企業家來說，對于所在的城市來說，又會產生什么樣的風險后果？當其他企業家和富豪可能用腳投票的時候，受害最深的只能是失去就業的弱勢群體。

主流媒體作為社會重要的意見領袖，以及具有公信力的力量，在當下雙方的激烈交鋒和博弈中，事實上掌握了權重極大的投票權。